一、现状堪忧
1、可怜古稀老戏迷 “二十多年等一回”
去年五月初，春插农忙季节刚过，笔者牵线促成了我县凤凰乡红洲农民业余剧团与四川某厂家商品推介单位的签约——由厂家出钱，请该剧团在本县的部分农村巡回演出，厂家趁机向农民推销产品。笔者一为农村文化的深度调查，二为体验“戏商联姻”的社会效果。随团下乡一周，所见所闻，心灵震撼。
演出前先派人联系，专选村大人口多，且有演出场地（如祠堂、大晒坪等）的村庄。当满载着厂家商品的“戏”车开到村口时，大部分村都会点起鞭炮夹道欢迎。村里锣鼓一响，村民们便左右相呼，老幼相携地纷纷涌向“戏台”边，不少村民丢下田里的农活，腿上还沾满着泥巴就跑回村里，演出时村中田巷一空。演出的节目多种多样，多为传统彩调和桂剧，也搭点现代小品类。随着剧情的发展，村民们时而欢声大笑，时而鸦雀无声，有时还泪流满面。戏到精彩处，村民还往台上丢鞭炮，大呼“好！好！”在近一个月的演出活动中，往往东边村还没演完，西边村又派村代表来接了，接送常有鞭炮声，一天两场，有时三场，场场观众暴满。离村时，村民们总是拉着我们“头人”们的手，除了感谢就是挽留。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离开才湾镇俞家村时，一个年逾古稀的老翁，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他年轻时就是个戏迷，村里有20多年没演过戏了，就连电影也有20多年没进村了，“原以为这辈子在村里看不到戏了，没想到还是让我二十多年等到了一回”。他那双又枯又瘦的手，一边紧紧握着我，一边轻轻地摇抖，布满老茧的十个指头虽然满溢着谢意，而于我，那双手却象一条又硬又沉的鞭子，抽击着我这个“群文工作者”的道德和良心，在他那满脸皱纹里尽管写满了笑意和满足，而于我，那张笑脸就象一个巨大的、裂着嘴的石兽，压得我数月寝食难安，为自己这个“群众文化工作者”的名谓无地自容。
2、麻将扑克伴农闲 男女老少齐“赌钱”
前年初冬，我去探望年近八十的岳父，临走时给他百元零花钱。一个多月后再去看他老人家，他说那点钱早就打牌输完了。我问他：您哪么大的年纪怎么还用钱去打牌？他说：“不打牌拿什么打花日子？不玩钱哪个跟你玩？”两个问号我哑言心酸。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我曾用五天的时间深入到农村，一边走亲访友，一边调查农民的“节假休闲”文化状况，在走访或路过的数十个村屯中，但凡村头巷尾（今年春节天气缓和）等村民集聚地，所见到的几乎全是玩扑克、字牌、麻将的，而且几乎全是用钱赌输赢的。钱的数量多少不等，最少的以香烟数支为一局，多的一局数十元，甚至上百元，不少村民在传递着某村某人“昨天输了几千块”的口头信息。记得当时的《桂林晚报》还报道过我县某地一农妇，因丈夫一夜输掉数千元，春节就闹着要离婚的。在不知道该不该用“赌钱”这个词来称谓的农村庞大“娱乐”队伍中，有年逾古稀的老翁老妪，有七、八岁的儿童。相比之处，没看到任何一个地方有演戏的，有放电影的，村民大概在数次看过“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后，的确是无处“打花日子”才去赌扑克、赌麻将的……调查结束后，心中久久不宁，良心久久难安，不仅仅因为自己是个中共党员，还因为我头上那顶“人民文化公仆”的帽子……
3、肠肚肥了眼睛饿，精神生活是“空壳”
去年秋后，我根据县志记载，到位于越城岭腹地的绍水镇妙山村采访搜集红军长征刚刚突破湘江后路过该地曾文艺演出过的具体情况，住在一个姓谭的熟人家里，他们家常有人打牌，而且都是来了点“刺激”（赌钱）的。我问“能不用钱打牌吗？”他们答：“不来钱有什么味道！”他父亲是个退休教师，已年近八十，对打牌赌钱非常反感，在斥骂后辈时，得到的回答是：“上面有规定，小钱小米是娱乐，不是赌博！”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搞点别的娱乐？”时，一群男女村民你一句我一句的唱起了当地的山歌：“可怜我们大山窝，能去哪里找娱乐，电视收台一两个，故事少来广告多，二十多年没看电影，盼戏盼得眼泪落。人非动物有情感，闲时总要找娱乐。肚肠肥了眼睛饿，精神生活是空壳。”听着他（她）们的拼凑起来的山歌，看到他（她）们脸上虽然挂着笑但又写满着的无奈，我并不为自己的调查大有收获而欣慰，心里反而充满了辛酸……是啊，人非动物有情感，人是需要精神生活、精神支柱的呀。这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当年红军血战湘江，人减过半后，红一、红三军团刚退至越城岭腹地的妙山村时，在那种刚刚摆脱“死神”的环境下还在当地演出了文艺节目的深刻含义。
4、经济精神不同步，并非我地独有偶
广大农村农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事实，除了在部分地方官员逐级上报的文稿材料被否认外，恐怕不会再有人否认（也否认不了）的了，这不是我县独有的现象，因为全国的媒体多年来也一直关注着广大农民贫乏的文化生活并不断为之振臂呐喊。2003年第14期《半月谈》刊文介绍西部农民文化生活，在陕西、四川等地农村“普遍出现农村文化工作缺位的现象，农民的文化生活仍然比较单调，除了看电视、喝酒、打麻将外，其他文化活动很少。”四川一个乡镇文化站的站长把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讲得入木三分：“现在农民吃的讲营养，穿的讲漂亮，住的讲宽敞，行的讲快当，用的讲高档”；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只局限在“买个电视哄眼球，不是打牌就喝酒”的单调生活圈里。2005年9月13日的《中国文化报》头版头条《四川乡镇文化建设现状堪忧》的报道中，全文不到900字就连续用了“不少问题”、“不乐观”、“不均衡”、“无保障”、“无法满足”；文化站“名存实亡”、“瘫痪或半瘫痪”、“严重滞后”；“有限”、“日趋减少”、“难以展开”、“文化设施危、陋、差”等十余个贬义词，并含蓄地批评“有的县领导对农村文化工作认识‘不够高’、‘没有…’、‘不能’…”看了让人寒心。
2006年第九期《半月谈（内部版）》在报道“地下六合彩”赌博危害农民时指出“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2006年7月29日的《中国文化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河南固县农民文化需求调查及思考——《关注和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刻不容缓》一文，调查指出：“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农民的文化生活严重滞后，其状况不容乐观。”“农民日常文化娱乐生活主要是看电视，其余分别是玩扑克、麻将和看影碟。”“被调查的5个乡镇中，有4个乡镇的农民不知道有文化站这样的活动场所存在”。例举西中部如此，东部又如何呢？2003年7月的《半月谈》曾刊文：在富裕地区如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市，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近8000元，但思想行为与经济发展极不同步，不少农民缺乏高层次和高品位的精神文化追求，富起来后大吃大喝、赌博，甚至包“二奶”。特别是年轻人——变成了“四不青年”（不务农、不读书、不经商、不做工）。并指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同步，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瓶颈剖析
1、冰冻三尺 并非一日之寒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普遍实行生产责任承包制后，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解决温饱问题后的农民，在改革的浪潮中不再安于现状，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打工潮的兴起一浪高过一浪，到上世纪末农村的“劳力”基本上只剩下了“389961”部队（妇、老、幼）。而现在，连中壮年妇女也大部分结伴或伴夫附子女外出打工了。中青年劳力骨干的流动，逐渐打开了农村开放的窗口，沿海文化、西方文化连绵不断进入广大闭塞农村时，先进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大浪淘沙般地进入农民的视野，冲击着农民的传统观念。以文化承受力称著世界的中国农民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有些失控了。
农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眼界放宽了，束缚人们思想数千年的陈旧观念解冻了。当时，有人把中国1949年的解放称为农民的地位解放，把农村的改革开放称为农民的思想解放，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农民的传统道德在滑坡，价值取向、精神支柱等也发生了倾斜，人性也出现扭曲，物质文明与精神愚昧纠结在一起，富足并没有解除精神的贫困，反而是后者扭曲着前者，不少地方是：物质富足靠科学，精神安慰靠迷信；发财前请科技，发财后烧高香。“生活富了，精神空了”的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
如果说以上成因是因为农民数千年传统观念在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变异”现象（权且以此为论），那么，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农民基本上是一家一户的单作业，绝大部分地区的集体经济瓦解了，对于农民文化这种公益性的事业政府投入甚微，就逐渐被淡化了。“人人各扫门前雪，哪管文化不文化”，这是我在农村文化调查中一个群众讲得最切题的一句话。2000年，中央部署农村电影“2131”工程（从21世纪起，一个村一个月有一次电影看），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落实，主要原因是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加上农民没有了集体资金，一家一户凑钱放电影谈何容易！所以才出现了“电影20多年没进村了”的现象。
2、两手狠抓，不是两手都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党在十年改革后得出“十年失误在教育”（非原文）的反思后，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口号,是针对当时重经济建设,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国普遍现象提出来的，尽管提出这个口号后政府对精神文明建设有所侧重,说句实话收效甚微,特别是对农村广大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政府投入甚微。当然，其间政府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如搞农村文化室、图书室、“知识工程”、文化下乡、文化科技“进千村、入万户”等活动。但大多流于形式,汇报材料写得多写得好,但老百姓得益甚少，再说句实话，抓精神文明建设还是停留在嘴上。如我县前些年的文化站建设，一年就得到七个拨款新建指标，并陆续建成了面积达标的“宣传文化站”。但真正用于文化专项的面积不到三分之一，如大西江站（笔者曾是该站老站长之一）,建在临街繁华处, |
发表于 2011-7-10 11:56:24
收藏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