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的汉语方言

一个白痴

　　BDGT的博客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汉语基本上是官话方言“一统天下”；长江流域，江北及上游也是官话方言区，跟黄河流域差不多；江南则分为三大方言区：上海、浙江及江苏南部的吴方言区，江西的赣方言区，湖南的湘方言区，分布格局十分清晰。

　　相比之下，珠江流域的汉语方言就显得格外丰富，也格外复杂。而少数民族语言，也有将近三分之二分布于珠江流域。本文对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海南五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分布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编辑/澄明）

　　

　　一、珠江流域汉语方言分布情况

　　据初步考察，粤、桂、黔、滇、琼五省及港、澳共有汉语大小方言30多种，主要的方言有以下：

　　粤语（又称广东话、广府话、白话、唐话）是珠江流域最大的一支汉语方言。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包括其支流郁江流域），即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佛山、清远、肇庆、云浮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崇左、贵港、梧州等市及其所属各县，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西江南部的南流江、鉴江、漠阳江、潭江流域，包括广西钦州、防城港、北海、玉林和广东茂名、阳江、江门市及其所属各县，湛江、韶关市区，吴川、廉江、曲江、乐昌等市县，以及柳州、贺州等市部分地区，也都通行粤语，各条河流流域自成一种次方言。广州话被公认为粤语的中心。

　　

　　客家话（又称土广东话、嘉应话、程乡话、怀远声、棚民话）是珠江流域分布地域最广的一支汉语方言。主要分布于北江、东江、韩江的上游，即广东省梅州、河源、韶关、惠州四市。此外，广东省其他各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柳州、桂林、北海、钦州、贵港、玉林、百色、河池、贺州、来宾等市，海南省儋州市，也有大小不等的客家方言区或客家方言点。梅州话被公认为客家话的中心。

　　闽语（又称福佬话、河洛话、鹤佬话、福建话）珠江流域的闽南话分为三支：一是潮汕话，又称福佬话，属闽语中的闽南次方言，分布于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潮州、汕头、揭阳、汕尾四市；二是雷州话，由闽语中的蒲仙次方言发展而成，分布于广东省雷州半岛的徐闻、雷州、遂溪，以及吴川、电白、阳西和湛江、茂名市区的部分乡镇。三是海南话，分布于海南省各市县，语音跟雷州话大同小异。此外，广东中山、博罗、英德、郁南，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桂林、贺州、苍梧、藤县、邕宁、来宾、钦州、玉林、北流、陆川、博白、百色、河池、罗城等市县，也有大小不等的闽方言点。

　　西南官话分布于云南、贵州两省大部分市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贺州、柳州、河池、百色等市。此外，广东省陆丰、惠东及海南省儋州、昌江、东方、三亚部分地区通行的“军话”，广东电白县电城镇通行的“狗屎正”，也属西南官话。

　　湘语分布于广西、广东北部与湖南接壤的全州、灌阳、资源、兴安、连州等市县部分乡镇，由湖南传入。

　　二、珠江流域语言与珠江文化

　　上述可见：珠江流域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不仅种类繁多，在分布上也呈现相互交错、相互掺杂的格局，跟黄河流域官话方言“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鲜明的对比，跟长江南部汉语方言“三分天下”的情况也迥然不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珠江流域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纷繁复杂的情况，当然是一种文化现象，必须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分析。由于笔者对少数民族语言缺乏调查研究，这里仅谈汉语方言。

　　

　　黄河流域自古是王朝建都之首选，是各种政治力量“逐鹿”之地，同时又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主要争夺之地。统治者要控制幅员辽阔、民族民系众多的中国，便不遗余力地灌输“大一统”观念，语言也就首当其冲。同时，每一次游牧民族入主，都对那里的汉语带来不小的冲击。因此，每当汉族重新主政，都进行一次“正音”，即对字音定出新的统一的规范。每一次“正音”所形成的共同语各不相同：周至汉是雅言，北宋是中原正音；至于官话，原是南宋至元朝形成于杭州、南京一带的市民语言，当时称市民为“官”（如‘看官’‘客官’等），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便称为“官话”。朱元璋建都南京后修《洪武正韵》进行“正音”，它才成为“官韵”即官方用语。朱棣迁都北京，官话随之而北移。由此可见，官话其实是汉语七大方言中最年轻的，经过明清两朝的强制推行，才成为一种使用人口占整个汉族人口70％的“超级方言”。由此可见，黄河流域汉语方言“单一”和“多变”的特点，显然是“大一统”封建观念笼罩下制定和推行的语言政策所致，是黄河文化“正统”观念在语言上的表现。

　　然而，官话的“一统天下”只是统到长江以北。江南地区除了南京之外，仍是吴、赣、湘语“三分天下”。究其原因，不仅仅是长江“天堑”的作用，还在于这三个方言区人们的文化意识。吴、湘两种方言历史悠久，又占有“鱼米之乡”的地利。吴语据说由“句吴”和“于越”两个部落的语言融合而成的，也有学者认为它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语。历史上，吴语区曾经两度成为汉文化的中心，也就两度面临由黄河流域传入的“正统汉语”冲击。一次是东晋至南朝，中原士人南迁，带来当时的共同语“洛生咏”（洛阳一带的雅言）；另一次是南宋至明初，江南尤其是杭州成为官话的发源地之一，然而官话不仅没有取代周边的吴语，后来连杭州的官话也向吴语靠拢了。湘语则由楚语发展而成。楚国覆灭后，楚人大都转移到其南部即湖南一带，他们的语言也就逐步发展成今天的湘语。可见湘语历史同样悠久，加上楚人一向对黄河流域的政权有抗衡的心态，因此他们的方言也不易被同化或取代。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湘语逐渐分为“老湘语”和“新湘语”，后者有靠拢官话的趋势。赣语则是中原汉人南迁过程中形成的，情况跟客家话有些相似。但赣语没有客家话那样的向心力，其各种次方言之间音系差异较大。

　　珠江流域的汉语方言，如同珠江的多条干流和支流，发源地各不相同。但其中几种主要汉语方言，包括粤语、闽语、客家话、西南官话以及平话，来源于历代汉族移民传入的古汉语。粤语的前身是汉族移民带来的雅言，客家话的前身是汉族移民带来的中原正音，西南官话则是明清两朝“屯田”的产物，它们都曾经是某历史时期汉语的“正统”。客家人就将自己的方言称为“祖宗言”，这里的“祖宗”不仅是客家人自身的祖宗，也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祖宗，他们使用的语言当然比当今中原通行的语言神圣。其实，不仅客家人，说粤语、西南官话甚至平话的人也有这种“文化根”意识，只不过没有说得那么明白罢了。这种“文化根”意识，就成为对付“大一统”封建观念及其语言政策、维护自己方言的有力武器。至于闽语的形成，有人认为始于中原“衣冠八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避难泉州，“古闽语的基础来自吴越语，同时吸收了楚语和中原汉语的一些成分。”“至于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历史事件，中原汉人大量入闽的历史事实，我们认为，这时闽方言的基础已经形成，它保持着三国以前的语音特点而幷未发生太大的变异。在词汇上，闽语吸收了魏晋六朝的不少语词。此后，闽语与吴语分歧越来越大，乃至独立成为一种方言。”因此，闽语之所以没有被别的方言同化或取代，原因跟吴语相似。这么多的汉语方言，来自不同时代，来自五湖四海，聚集于珠江之滨，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它们大都保存着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域的汉语音韵，既是各个民系在思维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精神的反映，又是中华文化数千年历史变迁的印记。

　　

　　深圳

　　长期以来，语言学界一些人将汉语方言复杂及保存古音较多的原因归结于封闭。其中有的观点认为：“封开的土话还保留有早期粤语的一些特点，它只能反映出封开是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地方，受其他外来语言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较小。以此来推断‘广信是粤语的发祥地’，似乎不符合逻辑。”封开粤语保存古代的全浊塞音，只是“粤语形成于古广信”的一个依据，幷非只有这一依据，照这种说法，一个地方的方言保存古音多，只能反映出这个地方比较闭塞，那么，广州、上海及东南沿海的各种方言保存古音显然比北方话多，能说这一带比北方闭塞吗？许多开放地区，其语言都比较复杂，保存古音较多。中国历史上如南宋末年、明末清初，因战争避祸逃难，大量的北方民众随着政权军队迁徙南方珠江流域一带，人们生活互相融合，语言中却因独特而代代相传，至今仍能从日常会话中听出古音古词。

　　“潇贺古道”所在地富川，那里历史上是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一条重要通道，方言情况就十分复杂，起码有八种：梧州话（粤语）、富阳话（西南官话）、民家话、七都话、八都话、九都话、客家话、保庆话。这种情况幷不反映出这个地区闭塞，而说明这个地区人们来往频繁，历史上曾经是比较开放的地区。开放必然兼容，必然崇尚“和而不同”而不搞“清一色”。珠江流域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之所以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有些汉语方言比较多地保存着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的古汉语音韵特点，究其原因，在于它们“和而不同”。回顾两千年来，珠江流域各汉语方言区之间摩擦较少，除了清咸丰至同治年间粤西一些地方曾发生粤客争斗之外，基本上相安无事。各种汉语方言在音系上相互吸收，在分布上相互掺杂，形成许多“双语区”、“双方言区”，往往在一种大方言区中又有若干个小方言岛或者少数民族语言岛，它们处于周边方言的包围之中，其使用者早就学会周边方言，却幷没有放弃自己的母语，这正是不同的方言互相渗透又互相包容的结果，是珠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的体现。

一个白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该组织非物质文化部负责人爱川纪子指出：“语言是人们精神生活和理念的基础，如果语言开始死亡，那么以此为依托的文化也就会消亡。维持尽可能多的语言如同维护生物多样性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否则，整个世界就会单一化，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举止行为如出一辙，这样，我们就会丢失掉祖先传下的文化遗产。因此，一种语言无论大小都是我们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需要善加保护。”美国一位学者说得更透彻：“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这么说来，珠江流域至少拥有数十座“卢浮宫”。如何保护好这些“卢浮宫”而不让它们失去，幷发挥它们在今天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