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才湾镇：蒋林、蒋芾、蒋肇

国乐飘香

乾隆皇帝即位，以蒋林“治最有闻，召赴阙入对”，大加赏识，即日升为长芦盐运使。
这盐运使负责督察场民生计，商民行息，水陆输运，以及计道里、时往来、平贵贱，虽然是个从三品官，却是一块有“油水”可捞的肥缺，人人争之欲得。当时，大省或重要产盐区才设盐运使一人，小省只设盐法道，不设专职。长芦盐区在河北和天津市渤海沿岸，为北起山海关、南至黄骅县直场之总称。元代始设河间盐运司，明初改名长芦，以运司驻长芦镇(今沧州市)而得名。清康熙后，运司移到天津。早在明代，长芦盐区已经是“万灶沿河而居”的规模，清代进而成了沿海各盐场的集散中心。由于南北运河的畅通，以天津为中心的长芦盐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并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食盐的主要来源。加上清政府又准许奉天海洋贩运，一时贩运船只由数十艘增加到数百艘。天津成了河北海洋贩运中心。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封建官场腐败，贪墨成习，尤以盐课为最。贪官污吏利用职权，对来往商民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大发横财。蒋林到任后，即着手改革。当时，院司有所谓“公使钱”，每年花费数万缗(制钱千文为一缗)，蒋林削去繁杂冗员，斥去陈设，以俭率先，一切开支从简。本人“岁费不及百缗”，下属官吏如运同、运副、运判等，也“不得独为奢取”，属员虽然心中不满，但见蒋林“洗手奉公，廉隅凛凛”，无懈可击，于是，大家“亦惮公，岁取几减前数之半”。
运司还有关税羡余数千，按惯例可以中饱私囊。蒋林却令“留之公库，不私一钱”。他在任自奉俭素，居朝廷为官，卧帷布衾，任长芦盐运使四年，以亲老乞养为由，请求辞职回乡，时45岁。乾隆皇帝对蒋林辞去长芦职，大为惊讶，他对近臣说：“世乃有不愿久为长芦运使者耶?”。可见历来官吏是无一不恋眷这块肥缺的，相比之下，蒋林的操守也自见。
蒋林回乡侍母八年，足迹不入城市，草冠布衣往来田塍间，遇者不知其为达官也。蒋林为人坦诚，与人交有始终，外和内介，自号“介亭”，以明其志。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十二月十六日，卒于乡，享年54年。陈黄中说他“弱冠登朝，回翔中外，历20年，甫逾强壮，即挂冠侍养，难进易退，卓有古人风”。蒋林着有《介庵诗稿》四卷。
蒋林有子五，以长子、次子有建树。长子良翊，字廷襄，一字补堂。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与弟良骐同时中举，十九年成进士，任万全令。
次子良骐，辛未(1751年)进士，官翰林院，与父蒋林、叔祖蒋肇有“三代翰林”之美誉，他是我国清中叶着名宫廷史家，着有清代重要史书《东华录》。
蒋林伯父蒋芾，字肆柯，号觉山，康熙丁卯(公元1687年)中举，甲申(公元1704年)初仕，曾做过魏县(在今河北省南部)县令。魏县有条滨漳河，时生水患，地方曾多次计划筑堤治理，终因事关元、魏两县，双方扯皮推诿，加上上游广平人害怕淹没田地而从中阻挠，一直没有成功。蒋芾到任后，劝谕里民，均其役于各县，“躬负畚锸，资其糗粮”，堤很快筑成，广平人也来不及阻挠。这条堤长40里，宽10丈，高6丈，两县民众取名日：“蒋堤”。并建一室纪其事，匾其上日“功高西史”，把蒋芾比之古代治水的西门豹。自后，每到大水泛滥时节，蒋芾还要亲自前去守视。一次，广平聚众数千，准备夜半决堤，魏县百姓亦往守备，于是各执兵器，发生械斗，“两岸飞炮如雨，司河、同知走匿，芾挺身喻以理，竟散去。”
蒋芾在魏县又兴立义学(相当于今夜校)，选择那些有培养前途的子弟，使之就学，其求学费用则由募捐解决，并亲自担任教学，“一月九课，每日昃步至学，讲解品题，不以为劳”。魏县“自是有列贤书、成进士者，皆学中人也”。
蒋芾在任清俭，携一弟一仆，乘敝车赴任。在任则“五日一肉，寒不衣裘，劳不坐乘，下乡二三骑而已”。当初，魏人好诉讼，日投数百纸，蒋芾“不任司阍，日夜坐卧三堂，故案无留牍”，到任不到一月，完积年重案17件，两年以后，几至无诉；又革陋规，清积弊，严赌博，禁娼妓，为当地做了不少好事。因家有老母，请求辞职以归。经巡抚多次挽留，便迎母来署以养。但老母住数月，不习水土，于是蒋芾便以病解绶，临行时，“上官致赆(临别赠送礼物)，父老扳辕不绝，有送至家者。”按照魏县习俗，大凡有政绩的官吏，当地老百姓就要在官署前建标，以示纪念。蒋芾到任五年，“民为建标者十有一处，又建祠于署左”。
蒋林叔父蒋肇，字明五，又字石塘，年轻时靠兄蒋时昂全力支持读书，成就学业。康熙癸未(公元1703年)进士，初授庶常，进检讨，在馆6年，“两请归省，依恋慈膝，母勿许，始挥泪人都”。甲午(公元1714年)升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旋晋学士。蒋肇性耿介，“不为翕翕热，又尝醉骂权贵人比于圈牢中物”(即把权贵比作猪)，终坐此落职。
蒋肇回到家乡后，筑半亩园，杜门课孙。当时中丞李绂爱惜人才，请他担任宣城(地址在全州)书院院长。执教两年，雍正丙午(公元1726年)榜发，有23人登科捷南宫，“为名宦者踵相接也”。蒋肇学识渊博，其学无所不窥，治学务以经传为依据，认为“不本于圣经贤传者，不可从”。他反对星命形家之言，认为这是臆说，尤其憎恶佛教。
笔者于1984年春曾谒蒋肇及夫人的合葬墓，见他在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预先为自己撰写的墓志中说：“近世士大夫惑于形家(指风水先生)甚矣。背圣经贤传之训，谓既朽之骨可致人间富若贵……以致坏人心、败风俗、伤教害义之不惜其究也，茫无影响而不悟其非，余心窃笑之。”蒋肇在其妻伍氏的墓志铭中写她“性婉顺，事舅姑备养之道”。又说自己为诸生时，其妻“协志佐读，历秘省十余载，侍养熊太夫人，义方训子，俾余无内忧”，卒时才43岁。妻子死于蒋肇之先，埋葬其妻墓地，按堪舆之说是五不葬之凶地，而蒋肇则“穿其穴而葬焉”。他在自撰碑文中说：“54年来生性迂疏，与人多否少可，立朝18载，屡多不能改(性格)……生无益于时，殁无闻于后，可也。况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哉?今葺妻墓而故志此，俾后之扫松者读之，或晓然于形家之不足信，与余之葬此非择吉穴云耳。”看来蒋肇是深受儒学影响的人，恪守“怪、力、乱、神，子所不语”的古训。
蒋肇对古文和诗词有精深的研究，且着作丰富，计有《杜诗集解》、《近光集》、《蛩鸣集》、《归真集》、《退食琐谈》、《书法指南》、《林下闲谈》等。现在，才湾村还保存着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皇帝赠蒋肇亲笔题额一面，上书“以静为用，是以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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