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毛时代（摘自拙作《夫妻不成友谊在》第十节《难忘的初恋

常青树

难忘的初恋——桂花（上）

在《可可》一节中，我曾说自己是“典型的迟熟品种”，也不尽然。其实是我懵懂的初恋受挫后，心灵的疙瘩还没怎么解开。所以在恋爱问题上，“还不怎么开窍”。

桂花在16岁时，就不顾死活地恋上了我。准确时间不记得了，大约在78年春夏，我们才闹上初恋的。我被村中的小学老师嘲笑为——他家的祖坟在冒青烟啦……

当年，田地尚未下户，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目的是把农民的家庭副业消灭掉。说是“执行毛泽东路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

而每逢重要节庆日，如春节、国庆等，公社又要农民缴纳“资本主义尾巴”的产出——鸡鸭鱼肉蛋等，说是慰劳中共党卫军。

到后来，凡是珍稀点的农产品，都有进贡“劳军”的任务了。

这些“进贡劳军”任务，其实是公社干部趁机揩油。将农民缴纳的“资本主义尾巴”的大部分，以极低的价格据为己有。（这些情形，我跟晚年的父亲斗嘴时，屡有提及。父亲虽一再强辩“毛时代清廉”，但面对这些情形，他也不知道如何反驳。）

那时候，农民在自留地里种植经济作物，只允许自用的数量。超过部分，就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长势良好的青苗，也要毫不留情地拔掉。

拔青苗时，有些想不开的农民，看到自己辛勤种植的农作物被活生生地连根扯出，心疼得蹲在地上，捂着脸痛哭。

记得有一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堂兄被抽中签派去拔青苗。

堂兄拔青苗回来后，堂嫂就跟他吵闹不休。

我当年也不懂事，不但不为堂兄解围，反而火上浇油指责堂兄说：那是断子绝孙的事儿，你也去做……弄得堂兄嫂大打出手，打得鸡飞狗跳。

记得还有一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家中养五只鸡，是社会主义。养了六只鸡，就是资本主义了。于是，公社和大队干部联合组成的“割尾巴”工作队，逐户检查。检查到六只鸡时，立马将那只最肥硕的大母鸡“割”去，装进布袋，背到村外小学里，在那里烧水、杀鸡、去毛、开膛破肚。然后一大锅煮了，大吃大嚼一顿。

那一年，我扛着一把锄头路过村小学前的操场时，于是把锄头狠狠往地上一顿，对着“割尾巴”工作队大声叫骂道：“割你妈个资本主义尾巴！等会儿老子把你们锅碗全部砸烂了克！”（“克”是桂林方言“去”的意思）

那些“割尾巴”工作队员，本来就心虚。遇上我这个不懂事的愣头青，且父亲也在公社当干部。他们也不敢跟我计较，就纷纷缩进学校里面去，把门闩上。但那些大队干部在私下里，却翘起大拇指，赞赏我的正义感。还跟生产队干部笑谈，说我天不怕，地不怕。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苛政暴虐，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毛泽东强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实在是祸国殃民的苛政暴虐。大家一窝蜂耗在生产队里，就像赶大群鸭子，出工不出力。要挣够工分，才不至于“超支”。

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对于田间管理、肥水管理、季节适时等细心活儿，基本上由队干部操心。队干部哪里顾得过来？因而工作效率实在低下，农业产量很低。连年闹粮荒。而“国家”的公、余粮征购任务很大，一两也不能少。

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在饥饿中长大的。不少孩子，或因疾病，或因身体素质差，只能听天由命，看着他们夭折。有人出于无知和愚昧，怀念和讴歌毛泽东时代，我作为切肤之痛的深深受害者，当然十分反感和厌恶。

小时候，经常在山中打捞野果或块根充饥。我品尝过很多野菜野果，比神农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每天上山放牛砍柴，都是满山满岭的乱跑，跑得很远很野。

有一种叫“鸡爪爪”的小植物，草坪上到处都有。鸡爪爪的块根生得很浅，用镰刀就能挖出来。剥去表皮，生脆鲜嫩。生吃起来，就像马蹄一样香脆可口。只不过个头比马蹄小得多。

挖“鸡爪爪”充饥，是孩子们游戏玩耍的“经常性项目”。边挖边唱——“鸡爪爪，鸭爪爪。我挖你，你别跑。别人挖你你快跑。”（桂林方言，“爪”字读“zao早”音，而不读“zhua抓”音）认为边挖边唱这种歌，才能挖得多，不至于偷偷溜走了。

后来回到老家时，也想回味一下童年时代的“美味”，就随手在路边挖些鸡爪爪来嚼嚼，但再也吃不出童年那种味道了。感到口感很一般，甚至有些粗糙难咽了。看来人在饥饿的状态下，什么东西都好吃。

山村附近的山山岭岭中，一年四季，都有各类成熟的浆果或硬果，是我们经常采食的对象。孩子们吃饱了各种果品回家，饭量自然少了，父母们反而乐得省下口粮……

山上有一种半藤蔓的蔗刺树，树上长满了尖硬锋利的老虎刺，秋天则结满了小孩拳头大小的鲜红色浆果。那种浆果成熟后死甜，没有什么香味，故称之为“冷饭坨坨”。那种果树，村子前面的石山上就有。孩子们爬上石头，随便找个钩子钩住树枝，就可以方便的摘到。

这种叫“冷饭坨坨”的浆果，有三个多月的结果期，树枝上生熟相杂，一路成熟下去。成熟的浆果是软团团的果肉，连皮都不用剥，就可以吃。有时孩子们没吃饱饭，就叫上几个小伙伴，去采几枚充饥，权当补歉。

从火栗树干和老葛藤中剖出来的天牛幼虫，烧熟后，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补充营养的美味。很多大点的山野甲壳虫，还有蚂蚱、鸟类、山蛙、蜥蛇之类，我们都抓来烧熟果腹。

那时候，饥饿的小孩们，常被野附子和半夏的外形迷惑，以为是野淮山。经常被麻得口吐白沫，眼睛翻白。

还好，遇上这种情形，用陈年野荆芥草熬汤一喂，立马就解毒了。牛吃到野猫尿中毒时，也用这味药来喂。肿胀如球的牛肚子，很快就消气了。否则，无论再健壮的牛，只能活活胀死。

集体化的农业生产，不但农田产量低，且派工、记分、核算、收藏、保管、分配各种各样的农产品，领用、整理或保管农具，辅助劳动折算工分等等，异常繁杂琐碎，费时费力，耗去了大量的有效劳动时间。所以农民连年贫困不已。一旦遇上干旱年情，一个工分值，仅值几分钱。

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对于有能力的人，也是一种遏制。你勤劳勤奋也没有用，聪明才智更没有地方使。如果冒险一用，那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轻者“割”去。重者，还要组织批斗，敲锣游街。

因此，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是农民连年贫困、食不裹腹的首要原因。

记得75年青黄不接时，我们村全村断粮，无以为炊。公社干部申报到县里，县里格外开恩，允许各村轮流持票到县城湘山酒厂的酒糟池中，挑酒糟回家里果腹。只要力气大，无论水桶多大，也收一样的钱。几分钱一担。力气大的农民，还以为捡到了金元宝，感到很高兴呢。

各家挑回酒糟之后，煮开后，再拌点糖精，就是农民的口粮了。今天用来喂猪都不稀罕的东西，就是毛时代农民渡饥荒的口粮啊。

那时候，白糖或红糖异常稀贵，连产妇都没得享用。要托关系，走后门，找公社干部批条子，才能在供销社买到一点。

绝大多数老实农民，都挺害怕公社干部的。公社干部找到老实农民之家时，一般意味着他家有躲不过的祸殃。他们大都吓得脸色发青，小心翼翼，满脸赔笑。生怕挨整挨批斗。哪有胆量去找公社干部批条子？

纵有见过世面的农民，有胆量找到公社干部批个条子，遇上有人性的公社干部，还要陪着笑脸，说尽好话，才能批到一点点。一旦遇上“时刻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的公社干部，岂不是自找羞辱么？

记得祸国殃民的毛泽东死翘翘时，大队干部集中各村的男女老少，到大队部礼堂举行追悼会。追悼仪式上，很多人都是假模假式地嚎啕大哭，眼里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

桂花看到这种可笑的情形，情不自禁，就捧腹大笑起来，笑得直不起腰来……庄严肃穆的追悼仪式，被她这么一搅，几乎开不下去了。

会议主持者十分恼怒，遂对她一顿臭骂，说她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还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并扬要把她送去办学习班（其实是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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