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我的实验里面，师姐曾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

分光镜可

时间过得蛮快，还来不及作过多思考，我已然成功毕业半年。在这逝去的半年时间里，我曾不只一次地问过自己这样一个命题：是时间过得太快，还是我把很多事忘掉了，怎么就已经毕业半年了？寻思良久觅不到满意的解，便开始对自己本不太好的记性有了担心，开始害怕忘记很多不想忘记的人，害怕忘记很多不愿忘记而又在记忆中渐渐模糊的事。其实于理上来讲，能忘记某些人和事是很不错的，那样的话，平日里被世俗的物件占据的大脑便能卸下重物，轻装前进了。那样，我们就可以忘记别人对自己造成的无心伤害，模糊掉那些徒增烦恼，不关痛痒的琐事，甚至还可适当忘记一些从前轻易不愿忘记的东西——譬如曾给予他人的帮助、恩惠等等。但是，有些事情是断不能忘记的，为着这些事情，便有了这篇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三年前九月的一天，天微微暗。时值九月，序属三秋，虽未放晴，但成都的暑气尚未消减。我们七八个人围坐在九眼桥旁的一架火锅前。那滚烫的锅油、跳动的火焰给在座诸君带来一场餐厅“桑拿”的盛宴。此宴的始作俑者就是时任我授业恩师的杨导。杨导是从日本归国的高学历精英，既有日本京都大学的博后经历，又有韩国延世大学的高访学者名头，更重要的是还师从世界级材料学家kokubo－中文名小九保教授，的的确确应该算是师出名门，“血统纯正”了。他本人治学极严，为人极认真，与鲁迅先生的藤野老师有些形似，但神不同。记得我曾有一篇文章在他手上改动了多次，每次都弄得是朱批通篇，面目全非，脱胎换骨。奈何改到最后，又都原封不动地改了回来。他有个致命的弱点：遇大事放不开，或者换句通俗的话讲，就是遇到利益攸关的事情一定不含糊。拿这次聚餐来说吧，为履行迎新的最后一道程序——就餐，大热的天，他竟然领着咱这帮嫡系爱徒集体吃火锅，整得人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狼狈不堪。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图在所有消费类餐饮中，火锅最便宜罢了。
　　坐在火锅桌上首的是杨导，他旁边是一个看上去有些体胖的女生。那女生大致有二十六七岁，由于天气炎热大家都穿得较单薄的原因，她看起来就有些许梧，但是并不显得魁。只见她浓眉、凤眼，不偏不倚的厚实鼻子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为她本人增添不少书香之气。她皮肤有些黝黑，这种光泽承继到她的脸上，就显得格外的不一般，那是打黝黑中透出的一丝淡红，暗暗衬托出她骨子里火一般红热的性情。其实从第一感觉上我就判断，这个人应该很踏实，而且乐于助人，是一个不错的伙伴。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猜想，当然，那是后话。菜过三道，酒过三瓶之后，老板（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家又把杨导称作老板，他不反对我们如此称呼，但也不鼓励大家叫他杨导，于是乎大家伙就夹杂着用了。）对她做了详细介绍。原来她姓胡，是我们组上的新科博士。以前在师大读研，专攻高效液相色谱的。经朋友引荐，慕名而来做了老板的博士。记得纳兰性德有句诗是这样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说人与人之间如果能永远保持第一次见面时候的良好第一印象，就是件十分美好的事情，以致这个世界便不会再有些许遗憾。我深以为然。我觉得，我和师姐的友谊就始于那天的初见，但接下来也并未有多少减耗。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伴着岁月的变迁，我们的友谊将如初见一般持续下去，并日久弥新。
　　古人说长兄如父，我说师姐也能如姊。因为师姐刚来到我们实验组之时，我已读至硕士二年级，所以当时是我显得比较忙，她反倒暂时显得轻松了。那时候的我经常被时称组上最难的课题，也就是老板扔给我的那个“烫手的山芋”折磨得“衣带渐宽，熬夜加班；深深后悔，日益憔悴”。师姐没来实验室之前，同组的兄弟姐妹总是对我深表同情，我则对大家的好命艳羡不已。但同情归同情，所有人对我的事都一筹莫展。在当时的我看来，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完成那永无休止的课题，除此之外神马都是浮云。
　　师姐来到实验室后，时常对我的实验进展表示关切，也常会给我加以指导，常与我一同讨论我的实验方案，交流实验思路，渐渐令我感到不再孤军奋战。这感觉如同丘吉尔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从而把美国变成了自己的盟国而高兴得手舞足蹈一样。因为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只有一个人搞研究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永远只有一个思想。可以这样说，因着胡师姐的到来，我有了可以交流思想的伙伴，从此，我的实验就焕然一新了。
　　有一天晚上，我将球磨机里的粉料过分样筛。因为筛子只有400目，筛孔径不到34微米，所以能通过筛孔的粉粒相当少。我只能小心翼翼地用研钵将过粗的粉料再反复施以手磨。经过4个小时的努力，也就是从晚八点弄到了十二点，任务仍未完成。此时，我的手已酸软，眼睛也胀得厉害，脸上、眼镜上也布满了粉料微粉。本来，师姐是在看一篇重要英文文献的。她见我已然疲惫，不及和我商量，就取了一个研钵，认认真真地和我一块加起班来。我看着她操作了一会，熟练的程度却并不亚于我，顿觉十分惊讶。我这套粉料加工工艺是大致摸索了一年才总结出的，她居然在短短的几周时间里就看会了。我暗暗称赞，这个博士的悟性确实够高。大致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在师姐的帮助下，我当天的实验任务保质完成了。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抬头仰望星空，发现黑漆漆的夜幕上零星地嵌着几颗星点，一眨一眨的似渴睡人的眼。再低头一看表，已近深夜两三点。
　　还有一次，我计划做生物学实验。因为自己不曾学过细胞培养，我们组又无其他实验室那样现成的实验员，情急之下只好求助于胡师姐。师姐说她对细胞实验也是新学，但念在我态度恳切，愿意小试一把。一时之间我反倒有些犹豫了。虽然她同意帮我尽力一试，但我的实验材料也是花费了很多心血，熬了很多个夜晚，千辛万苦制备得到的，万一不成功可怎么办？思来想去，伴随着毕业时间的渐近，毕业压力的逐渐增大，一周后，我不得已将精心编好号码的材料托付给了她，当时那情形就如同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孤注在了师姐的努力上一样。并与她约定，第二天一早7点，我准时去登记一个紧俏的无菌操作台供她使用。但就像很多弄人的闹剧一样，当天入睡前我竟把闹钟时间定错了。当第二天早晨我听到铃声翻身而起看到时间的一刹那，我的心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很是吃了一惊。一是因为时间已经快九点，而实验中心的操作台属于抢手货，可能早已被蜂拥而上的同学们抢光了，实验恐怕做不成了；另一方面，觉得竟然对师姐爽约了，很是羞愧。后来，当我打理好一切，带着一份悔意，揣着一些不甘终于走进操作间时，却看见了胡师姐。她正在收拾桌台，忙着打扫战场。见我有些不解，她说：“我怕你起不来，就过来看看啦，你果真没按时来”。听了这话，我的身体像过电一样，木然但感觉不可名状的惬意。我带着一半感动，一半惭愧的复杂心情度过了那天上午，心里始终暖暖的。
　　后来有次在食堂吃饭，我问她为什么对老弟这么好，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这人，谁对我不坏，我就待他（她）好”。
　　距离毕业越来越近，几乎所有同学都给自己上紧了时间的发条。一般来说，越是在这种弥漫着火药味的氛围下，人越难以淡定下来，因此便有了后面的事。有一天下午，胡师姐又把做电泳的实验设备搬到我们组上来了，更糟糕的是，她用完仪器之后没有按时归还。话说这个设备是有强致癌性的，只要是设备里面液体沾染过的地方，两三年内都会给附近的各类生物带来无形伤害。前几次，师姐把仪器弄来组上，我曾试着婉转地劝说她，她不置可否，但一用完就立即将仪器带走了。这次不知为何竟然忘记了。也怪我当时被毕业逼得心急火燎，怎见得她“老人家”如此“造次”。二话没说就走到她面前，当着所有人的面，瞪着小眼睛，狠狠地、毫不留情地吼了她几句，末了还加了句“你怎么这样自私呢，完全是只顾自己方便，不顾他人健康安全嘛”。闻听此言，她没有正面作答，却只流露出一种已经知错而“乞求”我不要再继续追究下去的委屈眼神，一边喃喃道“我做这个实验，也容易被致癌的嘛”。经此一事后，我很少见她在实验室使用电泳仪了。
　　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和她一块去逛超市。在从好又多前往华联的路上，我想为电泳仪的事向她道歉，但她爽朗地笑道“行了，行了，不提那些了”，如此大度的风范，简直羞煞我这等的男儿。
　　三周前，从师弟处得知师姐被老板延期毕业了。我心里着实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是觉得老板太不讲情面，待师姐过薄。（老板延期她除了过于严格之外，还是有目的的。因为自师姐入门以来，他已经三年没招录到新博士。按照学校规定：作为一个博导，自老生入学开始，三年后手上如无博士生，是会失去博导资格的）。二是我为师姐感到难受，我无法也不愿想象，她如何用自己善良的内心去独自承担无情人生的摧残。
　　前几天在QQ上遇到她，我们相互简单地聊了几句。当问及此事，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惭愧呀，惭愧，被延期了”，对于导师却无半点不满。其实她心中的苦我是知道的。她老早就计划着要如期毕业，然后回贵阳和我们师姐夫完成那对女人来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婚礼。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她已拼命工作了两年多。但囿于组上的实验条件和导师那可有可无的有限指导，她还是很无奈地被延期了，这于她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于我，却着实应说是惭愧。因为在我的实验里面，师姐曾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无她施以援手，我的论文很难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