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兼对某些史实辩证

风蓝月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兼对某些史实辩证

　　[席按：这篇文章，是国内少有的以原始史料而不是以政治诉求为目的的百色起义研究文献。见人所不愿见，也言人所不能言，是一篇好文章。特此全文转载。

　　相对而言，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的邓小平女儿的那两本书，洋洋洒洒数百万言，党员干部几乎人手一册，还有后来许多关于百色起义的一些电影与电视剧，就有点胡说八道，不堪入目了]。

　　原文出处：桂海论丛 199205 引自《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3年第1期。

　　原文题目：论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北上的特点及意义（兼对某些史实辩证）

　　作者：王锦侠（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办公室）

　　1930年11月上旬，红七军在立三路线中央的“左”倾指令下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远征。在征途中，以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率部转战桂、黔、湘、粤、赣五省，历经艰险，前后行程一万二千余里，终于1931年7月北上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目前，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仍然不够，人们普遍认为，红七军北上贯彻执行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只是到全州会议后才抛弃了。史实果真如此吗?本文以现有的确凿史料为依据进行探讨，谈谈红七军北上江西的历史特点 及意义，兼对一些史事辩证。

　　一、红七军北上江西的鲜明特点，首先是红七军虽然在组织上接受了立三路线中央所给予的任务，但并未贯彻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1930年4月20日，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致信红七军前委，命令红七军迅速集中力量，审查广西敌人的实际情况，经柳州、湘粤边界向广东北江、东江发展，推动其 地方暴动，以便将来与东江、闽西红军汇合进攻广州，争取广州先胜利的前途。由于交通中断，这封信没有到达红七军。陆仰渊的近着《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版，以下简称《起义》)说，此信由广东省委派邓拔奇到红七军作了传达，红七军前委为此开会讨论时，出现了以邓小平、张云逸等为一方和以邓拔奇、陈豪人、龚楚等为另一方的激烈争论，前者主张不执行，后者主张执行。这种说法是没有确凿的史料事实为依据。1930年4月至5月，张云 逸等率红七军主力正在黔桂边境游击作战，邓小平则在东兰领导土地革命，同年6月初，邓小平与张云逸等汇合，在河池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传达邓小平2月初从上海带来的中央指示精神，随后，邓小平等率部收复了百色等城镇。7月开始，红七军主力集中在平马一带整训。至9月底前，红七军并没有接到过中央的指示信。（参阅《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6.10)，《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指示信》(1920.6.16)，《王玉树关于七、八军情形报告》(1930.8.22)《中共南方局致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并转右江全体同志信》）。正因为如此，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于1930年6月 11日正式形成后，没能很快将指令传达到红七军。

　　1930年9月30日，邓拔奇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赶达平马，传达立三路线中央的有关指示。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召开会议，邓拔奇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即立三路线)和南方局的指示。前委“接受了这个路线”（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经过一个月的准备，红七军于11月初集结主力并汇合红八军余部在河池实行 改编。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河池召开。会议内容是：“(1)中央代表政治报告；(2)前委过去策略及工作的报告，(3)过去策略与工作的检阅；(4)目前政治形势与七军党的任务的讨论；(5)选举前委（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3.9)）。邓拔奇又向大会传达了立三路线精神，并传达南方局的具体指示：“要七军在夺取广州，完成南方革命胜利的总路线之下，迅速向柳州、桂林发展，沿途创造地方暴动，夺取柳、桂，出小北江进攻广州。” 大会经过讨论，“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邓小平《七 军工作报告》(1931.4.29)）。但“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会议决定暂不先打柳州，而是以庆 远、融县为中心发动群众，先出桂林，造成包围柳州形势。会议改选了前委，邓小平仍任书记，并成立了专门开展敌军士兵工作的兵委，由陈豪人任书记。《起义》 一书说，红七军“一大”产生了一个执行立三路线冒险计划的行动委员会，陈豪人为书记，邓拔奇、龚楚为委员，凌架于前委之上，架空邓小平、张云逸等，以便执行“左”的冒险行动，后来，陈豪人、邓拔奇在全州离队去中央汇报，行动委员会自动消失，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才恢复了领导职能。这些叙述完全失实。

　　人们普遍认为，红七军执行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有人还专门论证红七军抛弃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时间及原因（蒋于里《红七军抛弃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时间及原因》，载《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5年3期）。笔者认为，红七军虽然接受了立三路线中央下达的任务，甚至一度同意立三路线中央所作的政治形势分析，但并不意味着红七军接受并执行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这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判断红七军是否接受并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主要应看其行动是否表 现为脱离实际情况盲干和机械地执行“左”的指示。

　　考察红七军北上江西前后的史实，我认为红七军并未执行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

　　首先，红七军前委缺乏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等到广西工作后，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统战工作、武装起义等方面冲破了“左”的框框和束缚，对中央的指示从未机械地执行。立三路线形成后，以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前委在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上，与立三路线的中央截然不同。立三路线认为全国革命的新高潮已经来到，以此为依据作出了“左”倾冒险行动计划。而1930年9月，红七军前委指出：对革命形势的分析，“要防止过分的估量，以为已经开始了革命的高潮。这样的估量，必然要使党的策略走向左倾，而忽视了基本的工作和艰苦斗争的精神，甚至在短期内革命高潮还未到来时，又会发生失败主义的观念”。前委关于形势分析的结论是：“现在中国革命的高潮虽日益逼近，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远的前途，但决不是已经到了革命的高潮，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还嫌薄弱。目前我们正要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很艰苦的来打破这些弱点，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前委通告(第六号)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1930.9.9)）。显然，红七军前委的分析是正确的、清醒的，与立三路线尖锐对立的。

　　顺便指出，《起义》一书说，右江特委《反对富农的策略路线》通告 (1930年6月14日)和红七军前委第七号通告《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1930年9月19日)，是“左”倾冒险主义对右江影响的产物，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当时，立三路线精神尚未传达到右江，怎么可能出现在其“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的产物呢?右江特委通告中虽然有“左”的因素，但红七军前委很快就对之作了纠正。如前委在通告中指出，有两种危险倾向，一是烧杀政策，二是机械的执行反富农策略，“右委曾发出关于反富农问题之通告，对于反富农策略有详细之说明，但各地应用错误，应重新提出讨论至要”（《前委通告(第七号)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1930.9.19)）。

　　其次，红七军在征途中并没有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而是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变行动计划，最后胜利到达中央苏区。

　　红七军前委开始接受立三路线中央所下达的任务，便显示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不是机械地执行。当时，邓小平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感到红七军“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邓小平《我的自述》，1968年6月20日7月5日）。张云逸后来回忆说：“当时不少同志感到两广军阀很多，有一定的势力，一下消灭是有困难的，对中央这个指示存有怀疑”（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2）。由于条件限制，邓小平等虽然无法从根本上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但还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邓小平《我的自述》，1968年6月20日7月5日），放弃先攻柳州的计划，决心暂时先执行中央指示，“待走不通时再说”（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1931.4.29)）。因此，前委接到中央指示后，并没有盲目地仓促执行，而是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作准备，布置根据地工作、整编部队、召开党代会讨论后才出发远征。

　　红七军在征途中尽量避开强敌，注意不攻坚冒险、不死打硬拼，根据实际情况多次改 变行动计划，主动放弃了立三路线中央交给的任务。有人认为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开始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而在全州抛弃之。实际上，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红七军并不存在执行的问题，当然也谈不上抛弃。红七军北上江西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红七军原计划先攻庆远(今宜山)，出发后得悉庆远已有强敌守备， 前委进行了讨论，邓小平等认为，庆远是疑重镇，敌人必定全力死守，攻坚不易，攻下没有把握，不主张攻庆远。前委通过了邓小平的意见。部队到天河途中，在四把与敌打了一个遭遇战，将敌击溃。占领天河后，与敌追兵隔河相峙三日，红七军主动甩开敌人，至三防休整。在三防，邓小平等主张不攻长安镇，但“经过党的干 部分子大会热烈之争论，决议进攻长安”（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3.9)）。原因主要是：(1)一般干部认为前委缺乏进攻精神，有“放弃以 庆远、融县为中心发动群众”的倾向，对此不满。(2)“估量我军力量比敌军大，应进攻长安”，攻下后可“解决红军之补给问题”（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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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军团总指挥所给予的作战任务。”规定一、三军团、红十二军均由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而“第七军和第十军在与一三军团取得联系后，亦须立即听受其指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此时，红七军正在艰苦的征途中。

　　因此，红七军北上江西的行动，与其说是起因于执行立三路线中央下达的任务，不如说是为实现预定目的而进行的战略转移。1930年11月从河池出发，到1931年7月正式与中央红军会师，红七军克服了重重困难，转战五省，沿途大小战斗数十次，行程万余里，胜利实现了预定目的，这在红军战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的外国学者称红七军北上江西的行动是“长征的总演习”（见(匈)巴拉奇、代内什着《邓小平》第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虽然未必恰当、准确，但说明，他们也认为，红七军北上是同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相类似的战略转移。

　　三、毫无疑问，红七军北上江西的胜利为中国革命史增添了光彩，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红七军北上江西的胜利，是以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前委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抵制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邓小平等在接到立三路线中央下达的任务后，没有机械、盲目、被动地执行，而是审时度势，在当时条件下将组织服从与实事求是精神结合起来，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带领部队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百折不挠地顽强奋斗，直至取得胜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对待上级错误指导的成功范例。

　　第二，红七军在转战五省、行程万里的征途中，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和播种机。红七军沿途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有力打击了桂、湘、粤各省军阀的反动势力；红 七军沿途所到之处，注意宣传和发动群众，开展民族工作，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许多地方的劳动人民正是在红七军到后，才知道和切身体会到红军这支人民 军队的存在；红七军沿途还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帮助有地下党组织的地区建立和发展游击武装，壮大了革命势力。

　　第三，红七军胜利到达江西，还使中央红军增添了一支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劲旅。红七军编入中央红军前，就奉命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取得安福大捷和连克莲 花等近10个县城镇的胜利；编入中央红军至1933年6月奉命取消军番号改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时，红七军南征北战、东西歼敌、为保卫和发展中央苏区立下了 卓越战功，后来，红三军团第五师作为中央红军主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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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3.9)）。长安之战，红七军激战五天，重创守敌两个师，“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当敌援兵赶来时，红七军主动撤退，“敌不敢追出一步”（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红七军撤至三江县的福禄镇后，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因古宜守敌一个师已有准备，前委遂率部经黔桂湘边境进入湘西南，于1930年12月下旬占领了绥宁县城。在绥宁，前委“得 报，始知国民党以全力对付江西红军”，乃做出政治决议，“决定迅速出广东北江，发动群众斗争，以牵制敌广东部队，再向江西进攻，以为江西红军之声援”（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3.9)）。这是前委首次正式决定放弃立三路线中央交给的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改而把部队带到江西去，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自右江出发后沿途没有得到过补充，“天寒已结冻，官长、士兵都还是穿单衣，脚上没有草鞋，零用钱已九个月没有发了(只庆远时每人只发五毫)，物质上困难极点”（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3.9)）。这时，前委得到报告，说武冈“只有点民团守”（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为了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前委遂决定乘敌不备攻打武冈。战斗至第四天，红七军即将破城时，敌援兵三个团赶到，红七军事前未布置部队阻敌援兵，一时集中兵力又来不及，只好被迫撤退，撤退中部队有所损失。武冈一战失利后，红七军退入广西全州，部队缩编为三个团。在全州，前委讨论今后行动问题，当时，“士兵与干部的失败情绪非常的高”，“逃走的士兵达三百人以上之多，甚至以前很好的干部也跟 着逃走”（《阎衡同志关于第七军的报告》(1931.4.4)）。因此，前委“决议目前不可再战，应有短期间之休息，并决议经湖南江华出连州、粤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络”（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这实际上是绥宁政治决议的继续和再次确认，标志着红七军最终放弃了立三路线中央交给的攻打大城市的任务。

　　红七军前委决定新的行动方针后，陈豪人、邓拔奇离队去中央汇报。红七军在全州休整了三天，于1931年1月上旬向江华进发，旋经江华到湘桂粤三省交界的广西桂岭圩休整，把部队缩编为两个团，然后挺进粤北。为补充给养，又攻打连州城，三日未果遂撤退，决定在乳源县梅花一带创造根据地。1931年2月初，根据不准确的情报，红七军与粤、湘军阀的三个团发生激战，伤亡很大。这时，前委已与湖南特委取得联系，看到了中央关于纠正立三路线的紧急通告，前委遂最终决定把部队带到江西苏区。不久，红七军分成两部分进入湘赣根据地，邓小平同志由崇义离队去中央汇报工作。同年7月，红七军在江西于都与红三军团会师，成为红三军团的一部分。

　　如果说红七军北上途中贯彻执行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就很难解释红七军沿途多次避开强敌的行为。进入湘赣前，红七军沿途进行的战斗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遭遇战，如四把之战、乐昌河之战等；二是攻坚战，如长安、武冈、连州诸战；三是遭遇性的伏击战，如梅花之战。在战斗中失利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方面，如军事指挥下当，布置不够周密，情报有误等等。此外，进行攻坚战的主要原因都是考虑攻下城可解决给养问题。这些都不能说是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吧！邓小平同志在1931年4月29日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北上的几条教训，认为：“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此外，“七军历史上向来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因之屡次上当不小。”长安、武冈、梅花作战“都是犯了这个错误。”还有“侦探工作太差，好几次都吃了这个亏”，“敌军士兵运动作得太少”等（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这些都是用血与火的实践换来的。

　　邓小平同志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几次谈到七军与立三路线的问题。如说，邓拔奇传达立三路线时，“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河池会议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七军是坚决的执行了立三路线”（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等等。这是否意味着红七军真的执行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呢? 其实，小平同志所说的“接受”或“执行”了立三路线，是一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策略。即红七军虽然在组织上执行了立三路线中央交给的任务，但并未贯彻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邓小平等同志在当时的条件下，把组织上的服从、顾全大局、避免分裂与事实求是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出执行了、但执行不通的事实，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实是精明之举，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历史启示。

　　二、红七军北上江西，是红军第一次成功的战略转移。这是红七军北上的又一鲜明特点。

　　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固然是由于接到了立三路线中央下达的任务，但“汇合朱毛红军”则是前委早已确定，并经中央批准的计划。早在举行百色起义时，红七军就在《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说“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广东省委也在1929年12月25日指示前委说：“发展的方向，毫无疑义是应向着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并通知说：“现在中央完全同意省委的意见，指示你们的发展前途应向着湘粤边界”（《粤省对七军前委的指导信》(1929.12.25)）。1930年1月，陈豪人在给中央的《七军前委报告》中说“本军发展方向从北江与朱毛汇合。这个策略有无错误请示”（陈豪人《七军前委报告》(1930.1)）。同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讨论广西红军工作时也说：百色、龙州起义胜利后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邓小平《补充报告》1930.1)）。同年2月，红七军在隆安战斗后撤入凤山休整，前委召开盘阳会议，即决定向湘粤边游击前进，因等待红八军前来汇合而暂未实行。不久，红七军在贵州榕江战斗后本也准备直出湘南，因未与留守右江的第三纵队联络好而作罢。返回右江后，邓小平与红七军主力会合，前委开会讨论行动方针，决定只在右江停留一个短时期，鉴于“1、经济未解决。2、秋收快到，如果红军离开，则农民的 收获必全被豪绅抢去”，前委确定了“应当保护秋收”的原则，“定在十月一日出发”（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恰在出发前一天，邓拔奇赶到了右江。

　　正因为早有向湘粤边界汇合朱毛红军的计划，前委在领导右江根据地建设的同时，从各方面为部队出发作准备。如将全军集中整训，开办教导队和干训班，健全党在部队中的各级组织和政工制度；补充兵员，将奉议、平马、果德等县赤卫军编为第四纵队，东兰、凤山及奉议、平马各一部赤卫军编为第五纵队，并计划成立第六、第七纵队(河池整编时，红七军改为师团制，第五纵队被留下坚持斗争，番号为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准备给养，筹集经费，右江苏维埃政府曾发出红字第二号通令，为红七军出发征集军服、草鞋等军需品，红七军本身还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等。邓拔奇来传达中央指示后，红七军又作了一个月的准备，才踏上了征途。

　　如前所述，邓小平 等对立三路线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指示是怀疑其可行性的，但为什么前委还是接受了任务呢？除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等同志考虑“待走不通时”部队就拉向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因此，征途中，红七军在逐步放弃立三中央交给的任务的同时，就十分自然地决定到江西中央苏区，完成早已预定的 战略转移。

　　红七军是否应该留在右江根据地或向滇、黔、桂边一带发展呢?历史无法用假设来回 答，假设历史是无聊的举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七军前委反复考虑而确定“汇合朱毛红军”的计划是有其原因的。党的“六大”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的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指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要成为推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成分，而游击战争将成为斗争的主要方式。鉴于红七军“出现在偏僻的广西，暂时对全国尚没有其他各部分红军那样大的影响”，为了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央指示红七军应向湘粤边界发展，与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认为这“有极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1930.3.2)）。这成为红七军前委考虑实行战略转移的重要因素，“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其次，右江地区较为贫瘠，“是穷苦的地方，粮食时感困难，士兵之零用更是没有”（陈豪人 《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3.9)）。“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因此，前委也感到“七军若困处右江偏僻的县分是没有出路的”（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3.9)）。经济因素也使前委决定向外发展，准备汇合朱毛红军。邓小平同志 1931年4月29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离开右江的问题，他写道：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了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到江西也是对的”（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4.29)）。

　　实际上，在纠正了立三路线之后，中央仍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向中央苏区发展。1930年10月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确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组成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未到职前由项英暂时代理)，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由包括邓小平、张云逸在内的25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显然，这是出于把红七军调到江西苏区来的考虑。同年11月，中央政治局制订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 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为此，中央认为“广西的苏维埃隔离中央苏区太远，必须向着湘南发展，才能打通这一区域”，“与中央苏区直接的联系起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军的训令》中指示，第七军在最短期内开往湘赣边执行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