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40年桂林人口变化轨迹，发现什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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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桂林人口变迁40年系列报道:40年桂林人口变化轨迹[color=rgb(102,]2013-12-03 08:54:56　来源: 桂林生活网—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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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低生育水平的逐步稳定，出于客观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的考虑，计生政策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逐步向控制数量与提高人口素质等思路转变。记者桂晨　摄
“独一代”为人父母，他们的生育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记者桂晨　摄

    编者按

    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独二孩”的政策酝酿经年终于出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对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变的前提下，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那么，我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轨迹？应当如何理解当下的人口环境与状况？本报特推出《关注桂林人口变迁40年》系列报道，将通过回顾全面实施人口计生政策40年来的人口变化，对我市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一些梳理与解读。

    11月28日上午，虽然北风不断，但阳光甚好。市民唐先生搀着自己82岁的母亲外出买菜、散步后，回到了位于建干路三室两厅的家里。“现在，我5岁的孙女儿和我80多岁的老母亲成为家里的一对‘宝贝’。”去年退休的唐先生说，儿子儿媳每天早出晚归，他与爱人一道照顾着一老一小的起居生活，家庭生活其乐融融。

    像这样一家六口人、四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如今已经很少见了。

    自1990年开始，我市的家庭规模就呈现出缩小的趋势，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当时全市平均每户为4.24人，其中城区为3.29人，郊区为5.04人。四人户以下的家庭户占全市家庭户的60 .92%，城 区 占76.81%。同1982年普查户家庭规模相比，全市平均每户减少0.57人，城区每户减少0.36人。

    而如今，伴随着“80后”们陆续成家立业、城市就业面扩大和核心家庭的增多，我市的家庭规模逐步缩小。

    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来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而我市平均家庭户规模则为2.95人。我市的人口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记者结合一些尘封的历史数据、资料以及当下走访，尝试着梳理勾勒出伴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发展脉络。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中国的人口规模从1954年的6亿增至1964年的7亿，1974年超过9亿，1994年达到12亿，2004年为13亿，平均净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从10年缩短至5年，再延长至7年，最终又回到10年。伴随着我国总人口数量的发展变化，我市的人口也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自发快速增长”转变为“严格控制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等发展阶段。这不仅仅与计生政策的贯彻落实密切相关，也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生育观念紧密相连。

    严控增长阶段：一封公开信和一个小品

    “旧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全国只增加人口1亿3千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出生了人口6亿多，除去死亡，净增4亿3千多万人。”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严格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如是描述了当时我国的人口状况。自从那时开始，我国就进入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人口控制阶段和最为严峻的人口发展阶段。

    据人口专家介绍，当时第一、第二个人口高峰已经叠加，在人口已近10亿的时候才采取严格控制措施，而当时人口基数已经很大，第三个人口高峰已逼近。

    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从事过单位计生工作的文芳的记忆中，也就是那时候，单位开会时会提到“生一个孩子好”，“超生”与否与工资加级等紧密相连。1977年参加工作的张桂生(化名)表示，他的女儿出生在1986年，尽管当时的计生宣传令个人观念有些转变，但生男生女似乎仍然是一场令人心跳的“赌博”。那个年代有的同事因为要生儿子而超生，因此停薪留职，“下海”谋生。

    据了解，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的。在1973年前后明确了“晚、稀、少”的生育方针，而自公开信之后，中央的精神逐步贯彻下来，开始切实抓起了计划生育工作。

    据市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介绍，我市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与全国同步开展的。在一些历史资料上，记者发现，在80年代还曾出现少数民族出生人数增长率10倍于汉族的情况。根据1990年地区行署的统计，8年时间，桂林地区总人口中，汉族人口增加了5.7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57.21%。

    今年27岁的白先瑞(化名)就是在这期间出生的。他表示，由于母亲是少数民族，所以在本已有了一个孩子的家庭中，他也得以顺利降生。据资料显示，1982年桂林市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比重7.05%，1990年上升到了8.52%，人口增加了3.3万余人。即使如此，符合生育二孩的家庭也只是少数。

    对于时代的记忆，除了定格在一些政策文件、数字归纳上，一些让人难以忘怀的文艺作品更是生动地记录下了时代的变迁。

    “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把个脸拉得老长，像长白山似的。”“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1990年春晚，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形象地演绎了当时农村严重的超生现象，令很多人记忆犹新。也是在这一年，我国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8年时间我市人口增长了19.8643万人，增长18.97%，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2%。

    据了解，在人口问题上，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人口自然变动的数据是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而总和生育率也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5左右的时候，199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0)，1993年进一步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稳定低生育阶段：当低生育水平逐步稳定后的“变”与“不变”

    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妇女生育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贡献。那么，在进入90年代后，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伴随着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变革，人们的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计划生育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就退居次要地位，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力量成为主导生育率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在桂林成立了一间培训公司的陈女士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入学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曾在深圳、广州、南宁等地工作打拼。她表示：“现代社会节奏很快，每天都处在竞争的状态，照顾家庭孩子是一份责任，需要耗费不少精力，所以对生孩子很慎重。”她坦言，如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比较看重个人价值在社会上的实现，而且，现在没有多子多福的说法了，伴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即使没有孩子，其实也可以过得很好，身边不愿生的例子屡见不鲜。

    此外，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抚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也大幅度提高，加之国家和地方政府建立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进一步转变，使人们对生育的态度变得更为理性和审慎。

    据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市出生人口不到3万，只比上年增加0.46万人。与其他城市一样，我市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人口增长模式很快从过去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过渡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惯性期，城市人口总量增长速度不断放缓。2000-2010年10年间，我市总人口共增加了15.5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32%，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减少了一半多。

    伴随着低生育水平的逐步稳定，随之产生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也渐渐凸显，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已不再是“单纯控制人口数量”。针对不同时期的人口状况，我国预见性地研究制定了一项项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决策。

    200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一方面从我国发展的全局出发，要求千方百计稳定已经达到的低生育水平不能动摇；另一方面，也在强调低生育要稳定，不是越低越好，其实在客观上也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后果。

    据市计生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2002年，桂林作为自治区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侧重点有了一些变化，除了在完成原有计划生育工作之外，还开始对计划生育家庭进行奖励与扶助政策实施，更好地为计划生育家庭提供服务。去年，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还对符合条件生育二孩家庭取消了4年生育间隔的年限限制。

    2007年，计划生育进入了着重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阶段。包括10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两年多时间深入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中，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严峻挑战，提出了“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人口发展目标”“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口安全和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等人口发展思路。

    统筹解决问题阶段：当“独一代”为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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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4岁的周云(化名)就是严格计划生育刚开始时出生的。当时，她的母亲是国营企业职工，父亲是公务员。“我出生的年代，计划生育抓得很紧，父母想多要(孩子)都不敢要。现在不一样了，即使我们有条件也不想要。”周云说，小时候坐在凤凰牌自行车前杠上那种成为父母的“唯一”的感觉很难忘。如今，她和丈夫的工作收入都不错，孩子的出行座椅已经改换成了SUV专用儿童座椅。他们表示，虽然知道一个孩子也有一些弊端，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家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着将来孩子的长远发展我们就觉得压力很大。长辈也没有要求我们再生，似乎他们的观念也变淡了。”周云坦言，如今，父母的晚年生活都是老人家自己负担，有时还会帮衬着他们养育孩子。

    当我市大部分“独一代”开始为人父母，我市迎来了较为稳定的人口出生数量与较为稳定的男女比例结构。据统计资料，从2005年开始，我市新生人口数量一直稳定在5.1万—5.4万左右，只是在2010年达到7万。据相关人士分析，1985年后，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松动迎来了一波婴儿潮，2010年的“生育高峰”是伴随着当年的婴儿潮进入婚育年龄而出现的。继这一出生人口高峰之后，我市的新生人口数量在2012年才再次突破6万。

    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肖富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人的社会成就动机增强会改变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抑制人们传统的生育行为，刚刚出台的政策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年轻夫妻的生育选择，大多年轻人会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生育成本、职业发展等情况进行生育选择。

    北京大学的穆光宗教授近日在《中国青年报》上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只是生育政策改革的初始举措，标志着改革的开始，但是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他分析说，此次“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所释放的“改革红利”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其受益群体单独家庭数量有限，而且真正愿意生第二孩的家庭比例不高，真正响应和落实政策的比例可能比预估要低得多。极有可能的是，单独二孩不仅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反弹，而且由于低生育文化形成的强大惯性，80后“新生代”的生育率会继续走低。

    “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记者在2007年1月22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看到这样的语句，该决定中强调的“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的相关内容，如今也在政策实施上陆续具体而立体起来。

   记者　桂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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