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 “被交易”的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灌阳县洞井瑶族乡保

医生猎人

谭宗亮补助款户头上的收支明细记录着7月10日支取了7000元。他说，这笔钱交到了赵力手中。
黄思富站在原先住的茅草树皮房前，虽然符合补助条件，但怕担心拿不到指标，他被迫与赵力达成了“感谢费”协议。
因为拒绝给赵力“感谢费”，险些让袁玉友的新房梦成为泡影。

（首席记者龚亮勇　文/摄）2013年4月28日，广西检察网上一则消息吸引很多桂林人的目光：灌阳县洞井瑶族乡保良村村委党支部书记赵力（化名）因涉嫌受贿罪，日前被桂林市检察院决定逮捕。

原来，赵力利用协助乡政府开展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申请与发放补助金的职务便利，向多位村民索要费用达55000余元。

这起尚在侦查当中的涉嫌受贿案，因为涉及惠民政策而备受关注。而更让记者关心的是，这一涉嫌“受贿”的行为，是否让旨在扶助农村困难群体的政策在保良村变了形？不然，那些无力建房的困难村民缘何“行贿”？

记者进行了调查。

“被交易”的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
这则消息透露一个细节：赵力在向村民索要“好处费”时与村民签下协议，“如果能享受到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的款项，我自愿给8000元给赵某做为感谢。”签定协议的村民都在上面签名并按下手印。
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款成为赵力索贿的一个交易品。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项目？
茅草树皮房，顾名思义，是指因经济条件限制，以茅草、树皮为建筑材料搭建的房屋。至2011年底，自治区的边远、贫困地区仍有约2.5万户群众居住在这种难以抵御风吹雨淋和严寒的房屋中。
2012年，自治区将消除农村茅草房纳入新一轮扶贫开发计划和为民办实事项目，拟用半年时间，以拆除重建茅草、树皮屋顶改瓦等形式，对现存的茅草房进行全面改造。
项目涉及7个市、42个县（区），其中桂林市改造目标为5456户。项目资金由中央、自治区、设区市、县四级财政分担。按照项目资金补助标准，拆除重建的贫困户，户均补助3万元。
在这一部署下，保良村从当年年初开始，对村里32座茅草树皮房实行拆除重建工作，截至6月，32户村民均已入住改造完成的新房。
7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就广西全面消除农村茅草房一事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广西消除茅草房攻坚战取得的成绩。
8月3日，自治区政府宣布，至6月底，全区现存的2.4457万户茅草房悉数消除。
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收官近一年之际，被曝出村支书涉嫌受贿案。这让人不禁要问，这是否让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在保良村变了形？
被索“感谢费”农户符合补助条件
2013年5月5日，记者来到保良村。
这是一个位于群山之间的村子，西距桂林市区约80公里，下有16个自然村，村民1300余户。山村地少，除了少量的辣椒和西红柿，村民仅能依靠收益极慢的杉树林作为经济来源，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
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让这里形成了延续千百年的居住习惯：以木头和树皮搭建房屋。这种房屋防火性极差，时间久了连最基本的遮风挡雨都成问题。
村民们告诉记者，近些年，稍微富裕些的村民都改建砖房。去年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的实施，则彻底让村民挥别了树皮当瓦的时代。
鲁塘自然村是村委办公室所在地，有多处红砖新房建于去年，正得益于去年的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补助金。
村民文庆培就是其中一户。文庆培告诉记者，从告知政策到向上申请补助金，都是由村委主任范佑明与他联系，新房建成后也如数得到3万元的拆除重建补助金。随后，另外2位得到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补助金的村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多位村民告诉记者，村委去年落实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时由几名村干部分片负责，“出问题”的正是村支书赵力责任片区的南坪自然村。
记者随后从村委主任范佑明口中证实了这一说法。
5月6日，记者前往南坪自然村。硬化路面只到山脚，一条村民自己开凿出的碎石路蜿蜒而上几公里，山顶住着十多户村民。这里是保良海拔最高，也是最贫困的自然村，户均耕地不足一亩。
多位村民告诉记者，去年村里得到补助款的7户村民原先住的都是树皮当瓦的土砖房。
这7户村民的老屋大多已拆除，只有黄思富的老屋因为状况还不错，被保留作为杂物房。记者看到，这是一间黄土夯实作墙，大块杉树皮堆叠当瓦的房屋，土墙在雨水的冲刷下已经开始剥落。
洞井瑶族乡一位去年负责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的副乡长说，按照操作流程，村委上交申报材料后，乡政府都会派工作人员逐户复核，并拍照片存档，确定符合条件才向县里上报。
不情愿的“感谢费”
由此看，这7户村民都符合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的要求。然而，他们却无一例外都与村支书赵力达成了“好处费”协议，这又是为什么？
“8000元不是小数目，我们也不想给，但当初以为不给这个钱，就拿不到指标。”接受采访的村民谭宗亮、谭宗华、黄思富如是回答。
2012年3月初的一天，赵力来到村民谭宗亮的家中，告知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让其写申请交到村委。“赵力告诉我，乡里的指标有限，要想争取到这个指标，得从3万元里扣除8000元，其中3000元给乡里，5000元他用来去土地局跑审批。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信笺，写了个关于这8000元的协议。”谭宗亮说。
大致的情形也出现在谭宗华和黄思富的家中。相信这一说法的3位村民都在协议上签了字。“村里7户人家，有四五户签了这个协议，也有的只是口头约定。”谭宗亮 告 诉 记者 ，　7户中，6户的协议金额为8000，他弟弟谭宗文的协议金额则 要 少些。
7月10日至11日，3位村民挨个接到赵力的电话，到乡里的银行门口领取补助款。“见面，他递过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存折，上面有3万元。我马上取出7000元交给他，剩下1000元由他领取我们的押金替换（保良村参与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的村民都预交了1000元押金）。”谭宗亮说。
被索要“感谢费”的3位村民绝非心甘情愿，而米江源自然村村民袁玉友的遭遇则证明他们最初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
茅草树皮房改造项目实施前，袁玉友一家4口的家是一间只用杉树皮围拢的屋子，一下雨，屋里全是水。
2012年3月，赵力来到袁玉友的家中。“他说，可以帮我争取3万元的补助款，但要给他8000元作为向上争取的经费。”袁玉友说。
8000元，相当于袁玉友3年打临工的收入。当天晚上，袁玉友拨通赵力的电话，希望能减少一些“经费”，被拒。“我说，只要把我的情况报上去就行了，不用争取。没想到，赵力说不给我申报，把电话挂了。”
气愤难平的袁玉友一夜失眠，第二天一早来到乡政府，闯进乡干部正在开会的会议室。“听说我的情况后，乡长打电话叫来了村委主任范佑明，让他接手我的申报。”
“如果不去闹，可能我现在还住在树皮房里。”袁玉友看着自己的新房感叹。
村支书的执迷
将“感谢费”交给赵力的几天后，谭宗亮等几位村民得知其他几个自然村的茅草树皮房改造补助款全数到了村民手中。赵力的“争取需要经费”一说也就现了形。
“我们7户人家一起去乡政府讨说法。乡干部说，他们不知道赵力向我们收钱的事。后来，我们找到赵力，想多少要回一些，他一分钱没退。”
“乡里的领导和我都劝过赵力好几次，让他赶紧把索要的那些钱退给村民，但他不听。”范佑明说。
7月下旬的一个上午，谭宗亮在乡政府附近遇见赵力。“他说，可以退给我们3000元，让我回村给其他6户村民做做工作，不要再提这事。”中午回村，谭宗亮发现县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在他的家中等候。
而赵力的执迷却持续到了检察机关的调查过程。
灌阳县检察院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面对检察官的调查，赵力仍认为自己手上有与村民的协议，向村民索要“感谢费”并无不妥。
记者在保良村村委看到的一份《中共洞井瑶族乡保良村支部关于对赵力同志违纪行为的处理决定》显示，2012年8月20日，赵力被免去洞井乡保良村党支部书记职务。
与此同时，南坪村7户村民交给赵力的“感谢费”也如数回到村民手中。
洞井瑶族乡一位副乡长表示，赵力涉嫌受贿案仅是个别情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乡政府正加强对村干部的法制教育。
而这一事件也给类似补助金发放机制带来小小的改变，“钱发下去后，我们都要派工作人员上门与农户核实。”这位副乡长说。

评论：

小村官何敢大张口？
陆汝安
面对真金白银的诱惑，难免有心怀不轨者起截留之念，即使是政府救助金。
保良村委党支书赵力就伸出了不轨之手。3万元房屋改造救助金，不算什么巨额资金，但对于祖辈居住在茅草树皮房的贫困村民来说，却非同小可，足可以帮助他们住上砖瓦房，不再受风吹雨淋之苦。就是这样一笔极为重要的救助金，却被他以“感谢费”名义，每户截留8000元。

医生猎人

这笔“感谢费”，实在是要得不明不白。作为最基层的村委干部，也算是村民的“公仆”，本应为村民发展尽心竭力，对于上级部门下拨的救助金，应当想办法把它用好，发放到适合的救助对象手中。这本是赵力职内之事，有什么资格问村民索要“感谢费”？
赵力之所以胆敢索要“感谢费”，按照他的说法，乃是因为“乡里的指标有限”，“要想争取到这个指标，得从3万元里扣除8000元，其中3000元给乡里，5000元他用来去土地局跑审批。”
这样的理由，显然是赵力胡编乱造，但对于村民来说，却相当起作用。因为相对于握有选定救助对象大权的赵力来说，村民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既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本钱，也缺乏对救助金发放的知情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外来的监督，心急的村民为了早日住上新房，就只能选择乖乖交付“感谢费”。
现实生活中，“赵力”并非“孤例”，农村中有，城市中也有。因为政府针对特定对象的救助、优惠资源，毕竟有限，往往只能阶段性地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选定救助对象的过程，就容易形成徇私空间，让“赵力”们谋取非法之财。
媒体屡屡披露，一些农村干部发放救助金，或像赵力一样以“感谢费”为发放前提，或照顾亲朋好友；而在一些城市中，开着宝马坐拥经适房、廉租房的案例，也不鲜见。有限的救助、优惠资源，成了一些人的牟利工具，并没有落到最需要救助的人手中。
因此，要防止“赵力”现象，加强法制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构建有效的制约监督手段，让“赵力”们无从下手。具体到赵力这个事件，假如村民们拥有更多的知情权，有关部门的核对工作更仔细，对于村干部的制约更周全，也许就能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