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家乡《全州资讯》上的散文

时代

今昔对比话过年 钟玉兰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当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时候，我已是十几岁的人了。记得那时每到腊月，就盼望过年,和伙伴们唱： “廿一打主意；廿二哪里嗑（去）；廿三送灶王；廿四写对子；廿五磨豆腐；廿六杀噜噜（噜噜，即猪，我们家乡的方言，对猪的昵称）；廿七杀骟鸡；廿八打粑粑；廿九样样有；三十日坐倒（着）吃。”“拜年拜年，屁股朝天，粑粑不要，我要挂钱。”虽然这些 “过年歌”年年依旧，但改革前后对比，过年，却有天壤之别。 “廿一打主意”，在那不是富裕的年代里，大人盘算着该筹备些什么年货，即要节俭，又要把年过好，大概“打主意”是对那个时代经济困难、物质缺乏的真实写照吧。小时候，我全然不知大人们“打主意”那份忧愁。而今，我们不再像前辈那样，为能有吃 “打注意”了，而是为怎样吃得更好“打主意”。 “廿二哪里嗑（去）”，有了廿一的“主意”，接下来是去办过年的事情了，因为到了年关，时间紧，缺少的东西或借或买，都要计划好。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经济条件好的，能买上一辆自行车，就让人羡慕死了。如要买点简单年货到县城（约二十公里），也要花一天时间，因为是步行去的。现在富裕了，自行车已无人再骑，一般是摩托车，还有不少人买了小车，“哪里嗑”方便多了。 “廿三送灶王”，这一天，家家都要祭拜听说是管一家祸福财气的灶神,送她到天上,来年多给家里赐福。我家也不另外。常常，父亲叫我把一个加满了酒的杯子和一个盛满了肉的碗，摆放在被烟熏火烤得漆黑的灶前。然后，父亲点燃一小扎的香，插在灶前当中，虔诚地三鞠躬，嘴里不知说些什么。那时刻，我不敢支声，只看着父亲那神秘的神情。现在，我们农村“送灶王”的风俗虽还在延续，但已不那么风行了。 “廿四写对子”。这一天大家要忙写对联的事了。能写的，自己动手，不会写的，请别人帮忙。记得那时，父亲常请相邻的一位女老师来写。她把8分钱买来的红纸，裁成长条，摆放在八仙桌上，右手灵活地掌控着毛笔，左手帮忙把已落字的红纸慢慢向前移动。不一会，飘带般的红纸上，散发着浓浓的墨香：一幅对联写好了。现在，大家还像以往一样贴对联，增加过年的气氛，但大都不自己来写，而花钱买回现成的对联来贴。这是改革开放的功绩：一方面人们富裕了；一方面新的行业兴起了，有了写或买对联的。 “廿五磨豆腐”。那沉重石磨，在这一天里，功不可没。记得那时哥哥姐姐们轮流推动石磨，我用勺舀上黄豆，飞快地倒进石磨背上的圆洞里。淡黄的豆浆涌泉般沿着磨座流下来，汇聚着，缓缓移向迎接它们的木桶里……经过几道工序后，白嫩的豆腐就做成了。豆腐是年夜饭中不可或缺的一道菜，价廉物美。在70年代末，一块豆腐要五分钱，虽然在当时不算怎么贵，但人们大都还是舍不得用钱去买，再者，黄豆自家有，动动手就行了。而今，制作豆腐的工具已现代化，那沉重的石磨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不仅常吃那时只有过年时才能品尝得到的豆腐，还能买到多种多样的豆制品。 “廿六杀噜噜”。那时候，在我们农村，一般每家都养了一头“过年猪”，从年头养到年尾，到了廿六日这一天，平时交往得不错的朋友互相帮忙宰猪过年。清早晨雾缭绕的时候，猪的嚎叫唤醒了沉睡的山庄，过年的气氛更浓了。最难忘怀的是，我和妹妹揉揉惺忪的双眼，跳下床来，在宰场的周围，围赶着受惊吓的小猪，看着被三四人把大猪抬上近二尺高的木凳……看着猪被脱毛、挂上钩吊起来，我们在一旁流口水。那时候猪肉价每斤是7角到1元之间，但一年能吃上猪肉的时候屈指可数，因为那时猪肉是紧缺物资，凭票才能买到。现在过年，村民们杀猪过年的理念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一天村里偶尔才能听到大猪被杀的嚎叫，因为养猪已专业化，村民们用不着每家每户都养猪了。并且，猪肉保障供应，人们不仅可以随时随刻买到猪肉，而且任你挑精捡肥。 “廿七杀骟鸡”。那年代物质缺乏，人们为了让鸡长得肥壮，公鸡长到一定的时候，就阉割。那时候，吃上鸡肉，也是难得。一者鸡病缺医少药，再者粮食紧缺，把鸡养成是件不易的事情。三十年前，五分钱买个鸡蛋都会嫌贵，而鸡的价钱每斤却要花一元多点的钱，就更不会去买了。所以，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杀鸡。而今，有粮有药，养鸡容易。在我们的家乡，哪个房前屋后不养鸡？虽然，“廿七杀骟鸡”的风俗我们这里依然延续，但我们平时吃鸡肉已是家常便饭，因为现在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 “廿八打粑粑”。粑粑就是糍粑。到了这一天，人们就要把糍粑打好。打粑粑的工序并不复杂。糯米浸过一天一夜后，捞出来凉干、蒸熟，放在“碓坎（高约二尺，宽约一尺五左右、凿有窝的石头）”里，用木制的“粑棰”舂细后，拿出来分成小坨，滚成圆球型，再压扁至五分厚左右，粑粑就做成了。但打粑粑是一桩繁重的事。就拿打的过程来说吧。三四斤糯米饭倒在“碓坎”里，由两人手持“粑棰”举过头顶，用力猛舂，才能将米饭舂细。往往，寒冬腊月，年青力壮的人尽管赤膊上阵，还难免汗流满面。打粑粑的场面也很热烈，可以说是热火朝天。蒸饭那里青烟袅袅，舂糯米饭的声音发出“嘭嘭”有节奏的声音，“请粑粑（方言，指把舂细的糯米饭分成一小坨…压扁的过程）”的女人们忙碌时的欢笑声、小孩子们要吃糯米饭的哭喊声汇成一片，在村庄的上空回旋、升腾，把过年的气氛进一步推向高潮。而今，农家院里也能看见石坎那笨重的身影，只是它的身上已爬上了青苔--打粑粑已机械化了。 “廿九样样有。”七十年代末，过年“样样有”，也只能是说有肉、鸡、粑粑等一些基本的年货，至于其它的就难说了。比如过年穿新衣服，对我们来说就是奢望。记得小时候，不是衣袖、裤管短了，就是衣服、裤子窄了、破了，才有机会穿家织布做的新衣服。如果过年时有新衣服穿，那纯属巧合。即便这样，那5毛多钱一尺的家织布，还使大人患愁呢，89毛一尺的“的确凉”，就更不用说了。“的确凉，逼死娘”，这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常挂在嘴上的顺口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今天，“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包饺子、蒸年糕，打灯笼、放鞭炮”才真正成为现实；“廿九样样有”才更名副其实。 “三十日坐倒（着）吃。”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人们不用再忙碌了，只管坐下来，慢慢地享用年夜饭了。我还清晰记得，小时候吃年夜饭的情景：夜幕徐徐降临，哥哥用正在燃烧的柴火，点燃那短短（长约5、6寸）的2角钱买回的炮仗，年夜饭也开始了。吃年饭，能听听收音机的已是很不错的家底了。今天，我们的文化生活条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从黑白到彩电，再到数字电视，应有尽有。 大年初一，是我们小孩子们最为兴奋的一天：拜年了。一大早，就带着妹妹们到各户人家去拜年，一进门齐唱“拜年拜年，屁股朝天，粑粑不要，我要挂钱（压岁钱）”这首拜年歌，然后用冻得通红的小手，迫不及待地拉开上衣的口袋。主人给我们的只是：炒熟的南瓜子、花生，洗净的马蹄，油炸的粑粑丁、糖糕片、薯片。这些虽然不是用钱来购买来的小吃，我们也很满意了。那“粑粑不要，我要挂钱”，只是唱唱而已，即使是爸爸妈妈，我们也不敢奢望。现在，拜年风俗依旧，但小吃已多种多样，而且味美价廉；给孩子们的压岁钱也从5元到10元、20元、50元…“一路看涨”。 流年似水，一晃三十年过去，我们已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过年，见证着改革开放的巨大的变化。 2009年1月6日 钟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