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古驿道、古桥、古渡、古陂堰\古树及经济状况

水火滎熒

古驿道：元朝至顺元年(1330)，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驿道在境内有3处马站(黄沙河、洮阳、咸水)、5处水站(柳浦、黄沙河、水南、江口、建安) 。明朝境内陆路官道沿途设有15铺，即：净界　(今仁街，北接湖南)、宜江(宜湘河)、乐林(今黄沙河的白茅村)、黄沙河、石月桥、深溪铺、太平、十里(柘桥)、珠塘、脚山、赤兰、白沙、咸水、板山、石梓铺(南接兴安)。
　
　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境内驿道有8条：

　　北 路　　自州前经太平铺、深溪铺、石月桥、丫岔铺、黄沙河、独田铺(今图田头)，接湖南零陵县界，全程36公里。

　　又北路　自州前经东林铺、丫岔铺、加级塘、净界(今仁街)塘、曲溪铺，接湖南东安县界，全程53.5公里。

　　南 路　　自州前经德桥铺、阎家寨、石塘圩、罗板田，接灌阳县界，全程30公里。

　　西 路　　自州前经花红铺、珠塘铺、觉山铺、赤兰铺、白沙铺、咸水司、板山铺、烈水铺、光华铺，交兴安县界，全程47.5公里。

　　南路水塘　　自州前经茅埠塘、平山渡、江口、建安司、界首，交兴安县界，全程40公里。

　　北路水塘　　自州前经太平塘、大湾渡塘、陶家埠、黄沙河，庙头塘、船厂塘，交湖南东安县界，全程42.5公里。

　　万乡小官路　　自州前经杉木桥塘(在桥渡无铺司)、双车塘、车底塘、庄屋塘、牛路口塘、枫木山塘、八十里山塘，交湖南新宁县界，全程40公里。

　　长乡小官路　　自州前经百福村塘、寨圩塘、阎家村塘、岭底塘，交西延界，全程30公里。

　　上述8条驿道中，全州至零陵、全州至兴安两条驿道为连接湘、桂两省主要官道，宽3～5米，系三合土与卵石或青石板铺筑路面，平整美观，晴雨可行。明洪武六年(1373) 全州府知府章复督率农民自黄沙河至百里官道两旁植松，数十年后，“长松合抱，夹径蔽天”，人称“百里官松”。其余4条陆路驿道，宽度为1～1.3米，亦用卵石或块石或青石板铺筑路面，同样平整美观，晴雨可行。

　　古桥：全州县修建桥梁，见诸文字记载的是筑于宋代的飞鸾桥。清乾隆三十年(1765)全县有桥71座。 1949年全县有桥160座，其中石拱桥14座、木梁桥135座、石板桥10座，浮桥1座。古桥多为捐资修建，亦有极少数桥用宗族公款修筑而成。

　　解放后，公路建设事业逐步发展，部分古桥被改(扩)建为公路桥。1990年底，已有78座古桥被改(扩)建为公路桥，占古桥总数的48.75％。其中50年代改(扩)建2座。60年代改(扩)建10座。70年代改(扩)建30座。80年代改(扩)建36座。水毁3座，尚存古桥79座。

　　附：古桥选介

　　飞鸾桥　　位于城西3.5公里桂黄公路跨罗水处， 始建于宋代，是广西最早的跨河大桥。该桥为湘桂走廊之重要关口，自宋、元以来，屡毁屡修。元至元十七年(1280)春，因“戍兵弗戒于火”，桥被毁十分之三。是年七月由监郡发动郡民捐资重修，次年三月竣工。计盖有6屋共47间，其中有重檐之屋者3座，作为把守的关门一座，有供迎送休息厅堂和桥役宿舍、厨房等。耗资铜钱5200缗。明正统三年(1438)，成化十四年(1478)，弘治二年(1489)，3次重修。正德十三年(1518)冬，又因“桥役弗戒于火”桥屋俱化为灰烬，桥之墩石亦因高温而开裂. 后由知州章净等人募资修葺复旧。嘉靖元年(1522)夏，桥毁于洪水，知州沈尚经倡仪修复。当时州署财政拮据，民财亦贫，遂报请巡抚姚镆暨巡按谢君仪核准用官币和田税重建。嘉靖四年九月二日动工，六年四月七日竣工。这次重修总结旧桥毁于洪水的原因，采用三条措施：(一) 桥墩由5个增至6个；(二) 砌墩选用大石块、凿加精整，犬牙盘亘，无少空隙；(三)除对流水平缓的南岸导流堤照旧修建外，对洪水直冲的北岸导流堤拓宽加高，并在北岸导流堤上游新砌分水堰，高1丈、宽3丈，以杀悍流。墩上架坚木为梁，梁上铺木板，板上铺火砖，中道铺以条石，梁之上覆以屋48间， 桥两头各置一门，夜闭晨开，以防火患。长年设工役2人专责守视。桥长460尺，宽20尺，共费银1260多两。康熙十七年(1678) ，桥又毁于洪水，次年夏由征南将军蔡元首倡捐募重修，但因工款不足，工程进展缓慢，至康熙二十年夏，广西巡抚郝浴途经工地，慷慨解囊，全州文武官员为之感召，纷纷捐资，加之行旅善施，桥即于是年冬修复。桥墩仍为6个，墩出水面22尺，入水立基8尺，墩基围32尺，桥长466尺，阔12尺，两边设护栏，上筑瓦屋37楹。计费银2700余两。清乾隆年间(1736～1795)桥又毁于洪水，由州内官民捐资重修。民国15年(1926)至17年兴建桂全公路，利用该桥旧墩改建公路桥，木梁加密，桥身加宽，并于各跨中间加横顶1～2根，桥两边另加护栏。33年日军入侵，桥被毁。34年日本军投降后修复。1958年，改建成钢梁木面桥。1973年又改建为7孔石拱桥，长120米，净跨9.2～14.9米，桥面宽8.3米， 净宽6.8米，上拱下墩，皆料石构筑。共投资12万元，可载重20级挂车100吨通行。

　　虹饮桥　　位于龙水村以西，跨万乡河，长72米，宽5米，高5米，远望如虹，有“虹饮仙液”之说。建于清乾隆年间， 为龙水村蒋姓宗族公产所筑。5个青石墩形如鱼嘴，墩上架设直径30厘米的杉树为梁， 梁上铺樟木板，桥亭上盖青瓦，中央设正方形的卷角蓬，通风透光，两旁128个木柱，两侧是木栏，木栏上盖飘檐以蔽风雨；桥内两旁设有座位供人休息。该桥因年久失修，有倾颓之危，龙水村为保存这一古建筑，于1980年冬进行维修，保存了古桥原貌。

　　湘江黄沙河浮桥　　此处原为渡口，民国2年(1913年) 捐款筹建浮桥，4年竣工。桥长230米，由36只木船组成，桥两边用1万公斤的铁链稳定诸船。33年日军入侵，浮桥被毁。35年修复，用6只木船作为浮桥底梁， 上铺木板为桥面。 1949年9月， 国民党败退时桥被烧毁。此处乃复为渡口。1981年至1982年建成黄沙河公路大桥。

　　县内渡口，据史料记载，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有27处。1949年为65处。这些渡口均建有码头，设有渡船，置有渡田，雇有渡工，渡工年薪谷12～20石。据水南渡、火烧渡、粟家渡等8处渡口调查，1949年共有渡田502亩，其中粟家渡有150亩。解放后，随着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部分渡口或为公路桥(或车渡)所取代，或为劈山改道所废弃。1990年底，全县尚存人行渡口45处。即：凤凰乡的凤凰咀渡、倒风塘渡、大坪码头渡、瓦子地渡；绍水镇的二美滩渡；枧塘乡的金堂渡、黄龙湾渡、屏山渡、野鸡渡、套子口渡、广山脚渡、茅埠渡、白水脚渡、白沙埠渡、六十丈渡；城郊乡的狮子塘渡、三江口渡、丙戌渡、蓑衣渡、邓家埠渡、流蓝埠渡、半边渡；永岁乡的马船渡、大湾渡、梅潭渡、下改洲渡、陶家渡；庙头镇的车头渡、湾山岗渡、李家渡、泥码头渡、猪头寨渡、港马渡、柳铺渡、兆村渡、歌陂渡；两河乡的马头渡、白水渡、伍家渡、源东渡、长冲渡；大西江镇的渡船头(峡口渡)文桥镇的自毛渡、双彼渡、达山渡。其中乡(镇)管理的36处，其经费由乡镇财政支付；群众管理的9处，经费由群众自筹。渡工工资一般为50～60元，个别的高达90元。

　　蓑衣渡　　位于县城东北6.5公里处，为湘江渡口。该渡口在洪水期水面宽250米，枯水期水面宽60米，是广西由水路通往湖南零陵的要津。解放前，过往行人甚多，置有3只木船，雇有3名渡工。解放后，由于铁路、公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此处行人渐少，现仅置木船1只，渡工1人，经费群众自筹。清咸丰二年(1862)四月，洪秀全领导太平军路过全州，沿湘江水、陆两路挥师北进，在蓑衣渡两岸与清兵激战。南王冯云山在全州城外受伤后于此逝世。

　　古陂堰：县境内湘江支流众多，且多源于高山，加之雨量充沛，故筑陂堰之条件得天独厚。据旧县志、碑刻及族谱记载，自宋、元以来陂堰遍布。由宋至明，陂堰多为卵石或柴木所筑；清代筑有不少石堰。陂堰的历史悠久，分布面广。是全州灌溉工程史上一大特点。解放以前，县内0.1～1立方米每秒的引水工程有47处(详见表8～2)。其中有文字可考者十余处。

　　贡陂堰    位于龙水乡桥渡村。 堰长636米，条石砌筑，灌田1800亩。“宋，绍兴年间，万乡人刘霆修贡陂以溉民田”(《全县志》)。清嘉庆二十二年“洪水冲激，数百年之土堰忽遭崩决”，当时刚上任的全州知州张堉春“谕令绅民按照所管田亩，均匀捐资······公举首事，募工构石，凡五阅月而告成，石工坚固，堵蓄合宜”(《贡陂堰碑记》)。该工程至今完好。

　　庙山源堰  位于绍水镇松川行政村庙山口。堰依山石天成，设分水码口36处，灌田3000余亩。该水源自南宋初赵姓在白塘村定居后即行开发，立有乡规以保护水源山。1974年纳入石枧灌区与辽塘水库蓄引结合，效益更善。

　　龙家井   位于安和乡龙家村。“源自石穴涌出，四时不涸，流行二十余里，灌田七千六百余亩”(《全县志》)。1957年工程扩建后灌田1.1万亩。

　　廖堰 位于龙水乡廖家村。据廖姓族谱载，其始祖廖国器“值宋南渡，解组南归。先卜居全湘万乡” 。廖堰在廖姓定居后修建。灌田1634亩，原为木桩卵石堰，长160米。1964年国家补助资金，改为砌石坝。坝址往上迁移500米，新坝长40米。

　　歌陂堰 位于庙头镇歌陂村。建于元初，木桩卵石所筑，灌田1200亩。1957年国家扶助4万元， 加固大坝，扩建北渠，将大溪洲堰的灌区纳入。大溪洲堰废，歌陂堰灌区增至4666亩。 并建电站一座，装机容量80千瓦。1972年国家补助7.2万元，将原坝改成浆砌连拱坝，坝高4米，长100米。

　　大陂堰   位于绍水镇大陂庙村。建于明朝，初为柴木堰，“于嘉庆丁丑岁(二十二年)，与众商之，易之以石，庶几永固······其间所出之费，按照田工科派······”(大陂堰碑记》)。当时灌田1200亩。1957年冬，将坝址移至清塘堰，改称大陂庙工程，灌田1.8万亩，原大陂堰废。

　　玉陛源堰 位于文桥乡玉陛源口。建于明代以前，灌全州和东安县 (属湖南) 两地农田3000余亩。

　　浮山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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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文桥乡江福村。灌田1126亩，有东、西二沟分水。自明代迄今，例定五日轮转。清道光三年，“照田派钱，命匠凿石，鳞砌四层”(《重修浮山堰碑》)。堰长12米，高1.6米，迄今完好。

　　杀狗堰 位于枧塘乡棠荫村。建于明初，灌“税田1000亩······先人筑堰蓄源，始成本堰，继以石砌埂300余丈······”。(清同治十二年《杀狗堰碑记》) 。该堰至今完好。

　　西江堰 位于凤凰乡麻市。 约建于明末。 木桩竹笼卵石堰， 长250米，灌田8400亩。　　1957年春，建江引水工程大坝建成，原西江堰废。

      全州县地处湘江上游，自秦凿灵渠后，历为中原沟通岭南重要航道，开发较早。自秦至民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
       农业方面：早在西汉(前206～公元22年) 时期，有零陵郡太守翁卿“视水泉，开沟渎，为民作均水约束”的记载。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县人刘霆兴筑贡陂堰，灌田千余亩，可见当年农田水利规模。经过历朝的开发逐步形成县内以种水稻为主的耕种格局，明嘉靖十年(1531)统计，有官、民田、地、塘62.497万亩(含西延)。自清代至民国，田亩总数增减不大；长期处于封建土地制度统治下，灌溉条件差；兵祸使农村经济更受摧残，清初，县境多年遭受战祸，人丁锐减，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还荒芜水田32％，民国33年，日军侵陷县境，未及一年，平民死伤8万多人，耕牛被掠5万多头，哀鸿遍野，人代牛耕，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1949年统计，保水田12.99万亩，占水田面积的22.54％，平均亩产粮食140公斤，粮食总产115659吨。
      工业方面：现存的汉墓、宋窑遗址，说明汉代和宋代，已有烧砖、瓦，制陶瓷。宋代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地理志载“湘源上有金，有铁”，但无采掘记录。明代，今东山七宝坑，蕉江龙口，已经开采铅锌矿。清代，各乡有小型煤井窿道，采掘煤炭，作烧制石灰的燃料。上述采掘，均时断时续，未具规模。民国时期，宜乡(今绍水一带)建立裕国公司，出产生铁，经营20余年后停业。万二乡先后建立寿城公司、越城公司，在龙水、大西江开采锡矿，年产锡砂40吨。

　　民国27年，湘桂铁路建成通车；交通部机器厂，陆军第五军兵工厂、酒精厂，苏报印刷厂，先后迁驻全州生产，县内始有机器制造业、机器印刷业、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旋因战火逼近而迁走。民国36年，县内私人开设桂光电厂一家，装机容量46千瓦。

　　1949年，县内作坊有榨油业、酿酒业、铁器业、豆腐业、豆豉业、造船业、电力业等30个行业746户，从业人员1406人，工业总产值2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0.74％。

　　商业方面：据安徽寿县出土文物鄂君启金节记载，在春秋战国(前717至前221)时代，鄂君启已溯航至洮阳， 两千年前即为通航要津。康熙《全州志》载：明人赵希敏载米六、七舟，向湖广贸易。清代湘、赣商人在县城、柳浦、建安司等地设会馆11处。湘江沿岸，即为商贸汇集之地。民国时期，桂黄路、湘桂铁路先后建成通车，全州县城成为桂北、湘南的通商口岸。

　　民国时期，湘、赣客商，占重要地位，布店、药材、瓷铁店，多为客商经营。屠宰、伙店、酒、腐，多为本地人经营。终因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社会购买力低下，虽有较好的交通条件，商业仍未能很快发展。

　　民国23年， 县内有商店522家。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工商户迁至县城经营，商业一度繁荣。 民国33年日军侵陷县境，县城烧毁殆尽，商业受到极大的摧残，曾有1公斤食盐换取100公斤稻谷的特殊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县城商户仅持劫后余资，修盖低矮瓦屋营业。

　　民国35年，县内商店恢复到565家，资本1293.86万元(法币)。当时货币严重贬值，以全县的米价计， 31年12月每市斤法币2.42元， 37年12月每市斤金元券0.73元，金元券每元折法币300万元，6年之内，物价上涨90.50万倍。至1949年，全县有私商841户，从业者1838人，国内纯购进70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467万元(折人民币)。

　　自清代至民国时期， 耕地以私有为主，官田仅占2％。在私有土地中，以出租土地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占支配地位。据土改前210个行政村统计：在45.58万亩耕地中，地主或地主控制的耕地占52.55％；富农的耕地占6.86％；中农、贫农、雇农仅占耕地37.64％；其他占有少量耕地。

　　民国28年以前，县内的采掘、冶炼工业及小作坊，纯属个体工业。民国28年，迁驻县内的全州机器厂(原交通部机器厂改名) 和陆军第五军兵工厂等，属官办性质，但5年后迁走。

　　1949年解放前夕， 所有厂家、 作坊，均属个体、私营。

　　民国时期，以私营为主，部分年度有少量合作商业。民国24年(1935)统计，全县有私营商业522户，分布在县内城镇。抗日时期是全县的商业繁荣时期，县城有私商620户，33年日军陷境后，百业萧条，至1949年恢复到841户，从业者1838人。

　　从民国28年开始， 实行计口授盐，城乡组织食盐合作社，居民参股，共有406社，于35年停办，此为集体商业，但所占比重很少。

　　土地所有

　　明、清两代以至民国时期，全州县的土地占有，包含官田和私有土地两大部分。

　　官田 县内官田主要为屯田，由戍守部队屯垦。据明嘉靖十年(1531)统计，有屯0.68万亩；清康熙十九年(1680)统计，有屯田0.61万亩，另县民报出民侵屯田0.56万亩，合计1.17万亩。后废除屯戌制，改屯田为官田，由官府招民佃种或任其荒芜，并严禁出售 (实际上未能禁止) ；宣统二年(1910)全州成立公田局，将所余屯田及部分寺庙田归州署管理。据民国24年统计，公学租共计8040担，相当9000亩租额，田赋中屯税2.29万亩，军税2681亩。数额约占全县耕地二十分之一。

　　私有土地 占县内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包括地主田、公学田(为地主豪绅操纵)、富农田、农民的私有田地等。其中地主占有和地主操纵的土地，占私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根据 (表5～3) 土改前全县210个行政村统计： 地主0.38万户，1.6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7.58％，有耕地13.608万亩，占耕地总数的29.87％；贫雇农合计4.65万户，11.21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0.89％， 有土地6.056万亩，占耕地总数的13.28％；此外族田，学田10.336万亩，占耕地的22.68％，多为地方豪绅操纵；实际上地主阶级占有和控制的土地占52.55％。

　　某些地主较集中的村庄，土地占有悬殊更大，据1951年桥渡乡 (今桥渡村公所) 统计：全乡810户，耕地4849亩，本乡地主44户，占总户数的5.43％，占有本乡耕地3102亩(包含公田、外乡地主占有田) ，占63.97％；全乡贫雇农共计518户，为总户数的63.95％，仅有耕地267亩，占耕地面积的5.51％。

　　私有地权的转移，主要通过买卖进行，还有典、当、抵押、补价、断卖、卖青苗等形式。解放前，县内土地断卖时，宗族优先承买，成为定例，涉及有关人员须到场押字，免生纠纷。管业有起土管业、“卖田不卖碗”(卖主承佃)、换主不换佃(原佃户继续耕种)等多种形式。　购买土地时，须到官府交纳契税，过拨田赋。各种转移形式，须凭中作证，立契为据。　解放前有因天灾人祸出卖耕地者，亦有因家道没落成批拍卖土地的破落地主。出租土地　租息重，风险少，各乡财主，热衷此项投资。如咸丰年间，石冲大财主唐天香，上自贤洞界　顶下至洛口大坪，上下八十里，有土地约万亩，咸丰年间衰败后，耕地成批卖与新兴财主；

　　又如，民国20年前(1931)前后，万乡龙水村部分财主没落，在上万乡的庄屋，多为新兴财主王寿发购买，大约20年时间，王寿发占地3000多亩。土地买卖频繁，故民间有“千年田地八百主”的谚语。

　　清末至民国时期，县内商业资本有所发展，但商户所得利润，部分仍用于购置耕地或放高利贷，以坐收租息。沿袭到土地改革前夕，农村封建土地关系，仍占统治地位。

　　民国31年(1942) 冬，广西省政府试行《扶植自耕农暂行办法》，县内高田村是全省3个实验区之一，政府在该村划定范围区内，用平价收买公田和地主水田812亩(其中多数是祠堂田，少数是地主田) ，田价一半以现钞支付，一半以债券支付。再用贷款形式卖给佃农，贷款在15年内还清，无力佃耕的贫雇农，不分土地。如贫农唐治宁，全家4人，佃种水田1.2亩，　分得水田2亩。 民国35年时，地主要求分田户退回土地，农民群起反对，方才罢休。此办法　使地主经济受到部份抑制，佃农负债得田，但贫困农户由于缺少资金，生产仍困难重重。如　秀岩村刘某，分得一块9工大丘，却是广种薄收。

　　剥削形式

　　县内封建地主，对少地或无地农民的剥削形式主要有：　地租 是主要剥削形式。佃农向地主承租土地，均须由佃农设宴，邀请田主、中人，预立租约；约内载明押租、租额、起佃、退佃等条件。清代佃约有对半分谷记载。民国《全县志》载：“县内田租一般常年产量的四成折交银元三元至三元五角”，县内多数地区，种地主田0.8亩交租8大斗(每大斗约7.5公斤) ，相当产量四成。田赋由田主完纳，生产成本由佃户自理，田内小春杂粮，归佃户所有。不论丰歉，佃户按数交纳，否则起佃另租给他人耕种。

佃户除交纳田租外，还要承担替地主看庄园、守森林和义务零工等。地租沉重，佃户无法改善生产条件，主佃纠纷，历有发生。如民国18年，万乡小塘前倪国祉曾领导附近佃户开展减租运动，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

　　雇工 地主除出租土地外，一般还选择近村的优质土地，雇工耕种，富农亦有雇请长工或月工协助耕作的。雇工分长工、月工、零工、牧牛工、杂工等五种。长工选熟悉农作技术的一等劳动力担任，据民国31年(1942)统计，全县有长工0.78万名。雇请长工者，除地主外，还有富农和富裕中农，根据1951年全县对桥渡乡的调查：民国38年该乡共有长工58人，受雇于地主49人，富农5人，富裕中农4人。抗日战争爆发后，雇工工资多用实物支付，长工年薪稻谷500～600公斤，伙食由主家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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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工和零工，均农忙时雇用，不用时解雇。工薪较高，月工薪稻谷100～150公斤或日工薪2.5～5公斤；预借工资被雇者仅得正常工资的七成或一半。牧牛工均系童工，工资最低，除伙食外，年工薪稻谷100～150公斤。杂工包括洗衣、舂米等工种，多为贫困妇女担任，日工薪仅大米0.5～1公斤。

　　根据桥渡乡的调查资料：强劳力一年可耕种21亩，中劳力可耕种14亩，弱劳力可耕种10亩，以亩产谷约150公斤计，一个长工全年可生产稻谷2000~3000公斤。

　　高利贷 农村多数地主、富农兼放高利贷，以谷物借贷为主。一般借谷一担，新谷登场后本利一担半， 即加五利息； 大灾年月有一本二利或一本三利的高额利息。 如民国35年(1946) 饥荒岁月，县参议长王启华以一本三利的高利率，春天贷出稻谷100余担，秋后收到稻谷500余担。 因高利盘剥而引起倾家荡产的惨象，清代谢济世的《梅庄遗集》已有记载。

　　放债户的构成，据县土改委员会对桥渡乡解放前夕的调查：该乡39户共贷出粮食1.52万公斤，其中地主贷放粮食0.83万公斤， 占贷出总数的54.3％；富农贷出粮食0.265万公斤，占贷出总数的17.4％，其他贷出粮食所占比例，中农占12％，佃中农占10％，贫、雇农等各占微小比例。同时在280户5.06万公斤粮食的借债构成中：雇农占借贷总数的1.36％，贫农占62.02％，佃中农占22.22％，中农占11.45％，其他各阶层(不含地主)占2.06％。县内个别殷实农户升为地主者，多由高利贷起家。民间有“十年九斗三十石”的谚语，言高利贷剥削的残酷。

　　此外，还有以青苗作抵的高利贷，以猪仔为本的“放猪花”，利息均高。

　　古白果树　　蕉江瑶族乡界顶村公所廖家村，有3株白果树，据当地群众反映生长约达600余年。经县林业局测定，其中最大一株胸径5.23米，高30米；另一株胸径4.77米，高25米。两株均不结果。还有一株胸径3.6米、高22米，年均产白果籽350多公斤，价值0.5万元以上。

　　王家古樟　　位于大西江乡锦塘村公所王家村。主干胸径6.6米，树高30余米。8条树枝生长粗壮，树冠茂盛遮荫10余亩，1000多人可围坐树下乘凉。据当地村民反映和有关专家考证，此树生长在1000年以上，为世上罕见的大古樟。

　　尚礼宅村古黄荆　　位于永岁乡双桥村公所尚礼宅村。 生长达100余年，胸径4.7米，高8米余，实为罕见。　　1958年“大办钢铁”时被砍掉一些支干做鼓风箱。1975年春遭雷电击断部分主干。所剩大部　　分主干现生长良好，覆盖面积1亩多，100余人可围坐乘凉。
　　古 杉　　咸水乡古留村公所蒋家村与水头村之间生长一株同根两树的古杉。椐当地群众反映和林　　业技术人员测算，其生长期近200年。主干胸径2.58米，高35米；次干胸径2.13米，高32米，　　是县境现存古杉之一。

　　民国27年(1938年)，湘、灌、罗三河沿岸较大的村镇处均有码头，仅义渡码头就有60余　　处。较大的码头有柳浦、宜湘河、庙头、黄沙河东岸、黄沙河西岸，县城的小南门、大南门、　　东门、西门以及洛口、凤凰嘴、建安司、邓家埠。小南门、大南门两处码头每天泊船40只左　　右。

　　运输工具 解放前水上运输工具主要是木船，其次是竹排、木排。解放后，1973年开始　　使用机帆船、拖船。木船，以小驳船为多，每船载重2～2.5万公斤；其次是茅蓬子船，每船　　载重0.25～0.3万公斤。1973年全州县搬运公司新造机帆船3艘，拖船5艘，共180吨位。境内　　水运竹木材，一向是将竹木编成排，自浮于水中以资运行，竹木排上还可以载运其他货物。

　　货 运 民国26年(1937年) ，全县水路运输还处在兴旺时期，有200余只木船来往于境　　内航道。27年湘桂铁路通车后，境内航行木船减少一半。解放后，公路运输事业迅速发展，　　水运船只逐步减少。从1958年起，相继在白水、水晶岗(1977年)和湖南东安(1980年)修筑湘　　江拦河坝，航道阻塞，水运衰亡。解放前，水路货运无可考。

　　民国时期，县内有万板桥、安和、太平、大塘、麻市、石塘、两河、寨圩、紫岭、龙水、　　黄沙河、庙头、文桥等13个圩场，除个别圩场有小量圩亭外，多数为露天市场。石塘、黄沙　　河、庙头为天天圩，其余分别以农历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为圩日。　内早有私商，既在本地经营，亦出境营业。明代即有一批商人，前往湖南靖州贸易，　　当地称为“全客”；亦有私商往武汉推销大米。食盐由商贩从广东惠阳经梧州运入，全州城及柳浦(今庙头白果)等城、圩，为桂东北及湖南衡、永、郴等府食盐转运地。清乾隆年间，湘、赣客商入境，在县城和滨临湘江的圩镇开设店铺，建立会馆。湖南货郎担及县内小商贩入乡串村买卖。民国24年(1935年)，全县商户达522户，资本总额76398元(银元)。商户多数分布在县城和庙头、石塘、界首(现属兴安)、黄沙河等圩镇。抗日战争爆发后，外省客商纷纷涌入县境，商业一度繁荣，32年仅县城私营商店发展到620家，拥有资本157580元(法币)。

　　次年日本侵略军入境，县城备遭破坏，商业萧条。日军投降后，35年全县商店恢复到565家，拥有资本1293.86万元(法币)。1949年，县城有私营工商户841户，从业者1838人。类别：桂林各县志摘录

李益民

古驿道，也称驿道，是中国古代陆地交通主通道，同时也是属于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主要用于转输军用粮草物资、传递军令军情的通道。如著名的甘肃丝绸之路，古代的湖广驿道、杭徽驿道、严关驿道、梅关古驿道等。
     古代官方驿道严关隘口从秦汉到明朝和清朝时都是我国驿道系统中“湘桂走廊”的重要咽喉要道。古代的驿道也就是今天的国道，在古代又称为官道，是由中央政府投资并按统一国家标准修建的全国公路系统，严关现在保存的1•7公里长的青石板路，就是当时的官道，按一丈左右的标准建成，可以保证两匹马相向而行，通行无阻。
   古代驿道主要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各种政务、经济、军事等公文信息传递、物资运输、军队调动、军队后勤补给和官员出差、调任与巡视。也是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进行政治上控制的重要手段。
   而驿站是沿驿道设立的负责官方接待、信息传递，道路管理和军队供给的机构。驿道和驿站合称为驿传系统，作用相当于今天的邮政电讯、政府招待所和兵站。驿是古代对行省区驿传设置的称呼。台、站则指在边疆地区的驿传设置。
   至清末古代的驿传系统被现代的邮政体系所取代，驿站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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