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感谢费”，实在是要得不明不白。作为最基层的村委干部，也算是村民的“公仆”，本应为村民发展尽心竭力，对于上级部门下拨的救助金，应当想办法把它用好，发放到适合的救助对象手中。这本是赵力职内之事，有什么资格问村民索要“感谢费”？
赵力之所以胆敢索要“感谢费”，按照他的说法，乃是因为“乡里的指标有限”，“要想争取到这个指标，得从3万元里扣除8000元，其中3000元给乡里，5000元他用来去土地局跑审批。”
这样的理由，显然是赵力胡编乱造，但对于村民来说，却相当起作用。因为相对于握有选定救助对象大权的赵力来说，村民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既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本钱，也缺乏对救助金发放的知情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外来的监督，心急的村民为了早日住上新房，就只能选择乖乖交付“感谢费”。
现实生活中，“赵力”并非“孤例”，农村中有，城市中也有。因为政府针对特定对象的救助、优惠资源，毕竟有限，往往只能阶段性地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选定救助对象的过程，就容易形成徇私空间，让“赵力”们谋取非法之财。
媒体屡屡披露，一些农村干部发放救助金，或像赵力一样以“感谢费”为发放前提，或照顾亲朋好友；而在一些城市中，开着宝马坐拥经适房、廉租房的案例，也不鲜见。有限的救助、优惠资源，成了一些人的牟利工具，并没有落到最需要救助的人手中。
因此，要防止“赵力”现象，加强法制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构建有效的制约监督手段，让“赵力”们无从下手。具体到赵力这个事件，假如村民们拥有更多的知情权，有关部门的核对工作更仔细，对于村干部的制约更周全，也许就能防患于未然。